琉球王國在1879年滅國,之後琉球各界展開的「救國運動」持續於今,直接影響著琉球群島的民生與社會政治,波及到亞太地區國家關係。比照20世紀以來,已經達成其建國任務的印度非暴力抵抗運動、朝鮮民族獨立運動等,琉球人的「救國運動」尚未實現其「救國」或「復國」目標。但是,琉球人提出並實際推進的「琉球復國」、「琉球獨立」、「主權再議」、「自主決定權」等等政治籲求,已經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運動過程中,實現了思想理論的學術化建構,凝聚了強韌的社會力量,表現出可觀的發展前景。
琉球復國主義,已經是東亞乃至於世界的學術與政治性議題。為此,本文試圖依據20世紀以來的長時段世界性的復國主義視角,梳理現有研究成果,重新分析認識琉球人的獨立復國之夢。敬請各位方家批評指正。
一、琉球復國主義的內生發展及其問題實質
琉球列島線狀分布於亞洲東端、太平洋西部海域,南北綿延上千公里。關於島上居民源流,目前尚無定論,但可考的古人如「港川人」歷史長達22,000年以上。正如多數研究者指出,琉球群島的地緣物產諸多自然條件,誕生了獨具特色的琉球文明,「不單提供了文化與歷史形成的場所、舞台,還是規定其文化與歷史存在方式的基本條件。」1古琉球人在先古村落的分散性城寨(グスク)國家基礎上,至15世紀前後由尚氏王朝實現統一,開始了琉球王國歷史上「自為一國」的歷史。其時之社會意識文化,直接表現於1458年尚氏王朝所鑄正殿禮器「萬國津梁鐘」,其漢字銘文「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而今,該銘文被寫入冲繩縣廳屏風。「萬國津梁」之謂,成為了琉球群島人民身分認同以及琉球歷史文化存在的表徵用語。
按琉球史家的研究,統一後的16世紀曾是琉球王國對外關係的黃金年代。但進入17世紀首先是1609年薩摩藩藩主島津家久的「薩摩入侵」,琉球王國王被俘,不願投降的大臣鄭迵等人被殺害。在其後二百年間,琉球王國受到薩摩掠奪,不過還是保住了相對於「大和」(日本)的獨立國地位。18世紀日本兵學家林子平的《海國兵談》,以朝鮮、琉球、蝦夷地(今北海道)為「日本的三鄰國」。19世紀中葉的琉球王國,先後與美國、法國、荷蘭締結三份國際條約,表現出國際社會對於琉球王國的政治主權地位的承認。
琉球歷史的根本性突變發生在19世紀後期。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確立軍國主義體制,連綿不斷對外擴張,於1872年著手併吞琉球改設琉球藩。作為一個非武裝的島國,琉球一再派出使臣前往東京,請願保存王國舊制,1878年的請願書寫到:「竊琉球小國自明洪武五年(1372)入貢中國,永樂二年(1404)我前王武寧受冊封為中山王,相承至今,向列外藩。遵用中國年號、曆朔、文字,惟國內政令,許其自治。……自列中國外藩以來,至今五百餘年不改。」明確宣示琉球人「敝國雖小,自為一國」政治地位,並呼籲各國斡旋:「今事處危急,唯有仰仗大國勸諭日本,使琉球王國一切照舊。」另派使節向清政府求助,使臣林世功在北京自殺殉國,遺下絕命詩:「一死猶期存社稷,高堂專賴弟兄賢」。琉球王國的努力沒能擋住日本軍警的鐵蹄,「自為一國」的琉球群島,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海外擴張的第一塊殖民地。
日本併吞琉球王國後改稱為冲繩縣,按日本「皇紀」官史模式,編纂《琉球藩史》及《冲繩志》等史書,否定冲繩(琉球)人之民族個性,宣傳冲繩人是為日本(大和)人之一部分,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再宣稱冲繩(琉球)歷史是日本歷史之組成部分,是地方史與全國史之關係等。總之是論證其併吞的合法性,推進其思想文化的殖民同化政策,並實施社會經濟多方向的掠奪與壓榨。
琉球王室拒絕承認日本的併吞,沒有同日本簽訂有關國家主權的條約,一部分王室成員流落福建、北京堅持尋求援助。王國士族曾發動「琉球復舊運動」2、「琉球救國運動」3,堅守琉球王國人身分認識與國家認同,是為「琉球史像」的頑強表現。4琉球復舊運動獲得了日本本土的一批憲政派、民權派人士的同情與援助。如柳田國男將琉球狀況描寫為「地獄」、「破滅」、「餓死」。社會主義者河上肇等反對帝國主義在琉球的殖民主義政治。1925年《中央公論》發表廣津和郎的文章,指出世界各國關注了朝鮮等殖民地的悲慘遭遇,可是「誰也沒有關注」琉球人的悲苦。5支持了琉球人抵抗併吞、保存「社稷」,實現民族主權自決的正當的合法要求。
歸納上述,作為19、20世紀以來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之一環的琉球王國的存滅問題,是世界近現代政治問題中一大未決課題。琉球群島主權歸屬問題的產生,源自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與擴張,所以應該與處置日本軍國主義歷史問題連接起來,納入亞太地區的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戰爭遺留問題的範圍,加以重新的認識與解決。
二、戰後琉球人的身分認識與史觀重建
琉球人要實現自己的復國夢想,即林世功所期望的「存社稷」,必須依據自身歷史的真實,打破殖民主義的「大和民族論」及其歷史觀,澄清並堅持琉球人的身分認同。而滅國後的琉球知識人也確實做到了前仆後繼,為「存社稷」書寫自身的「憂國哀史」。即便是身處於殖民主義統治的「蘇鐵地獄」(伊波普猷語,見後)時代,也堅持了朝向復國的努力。最為成功的是在琉球文化保存、琉球史學發展諸方面,匯合日本國內社會民權派人士的同情因素與研究成果,建構出豐富完整的學術體系,形成了琉球敘事之「琉球學」。
形成於殖民時代的「琉球學」,其代表性人物有伊波普猷,被稱為「冲繩(琉球)學之父」。6伊波著有《古琉球》(1911年)、以及「記錄琉球一千年孤島苦」的《孤島苦的琉球史》7等一大批著作。伊波使用「琉球民族」概念,強調了「琉球人是為純然自主之民」。8伊波堅持批判薩摩與日本政府的先後暴政:「我想說的是南島今日的窮困狀況——世人謂之蘇鐵地獄——其原因,可以說古有島津氏所為,近是中央的榨取政策。反正,從島津的奴隸狀態下解放出來的南島人,現今猶在疲勞競爭於瀕死狀態。」9近代殖民時期的琉球人在學術領域的堅持,為此後綿延不絕的社會復國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認知保證。
琉球人命運最為慘烈的悲劇,是在被殖民統治近七十年之後,仍被視為異國人並被作為異邦間諜防範對象,在 1945 年春冲繩戰役期間或被日軍剝奪口糧,或被推至戰壕之外抵擋美軍火力,還有野蠻的強迫琉球人「集體自殺」,以斷絕美軍占領之後的人力資源。冲繩戰役後,琉球人口銳減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在於日軍的強迫與直接屠殺。日本殖民主義的非人道罪責,在琉球人心中植下了永久的傷痛,也促成了戰後琉球人在戰後身分認同方面的加速覺醒。
在日本戰敗投降之初,伊波曾在「蘇鐵地獄」批判論基礎上,引用占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說法:「冲繩人不是日本人」,並提出了「冲繩之歸屬問題」的新思考。伊波希望走出「半殖民地化」地位,實現琉球人的終極願望:「從『不幸時代』中解放出來,在『幸福時代』的充分快樂中發展其個性,並能夠為世界文化做出貢獻。」10兩年後伊波去世,未能繼續觀察琉球人的戰後命運。
至1952年舊金山和會將琉球群島委託美國統治,美軍一度加速在琉球群島推進去日本化、去殖民化的改革,進一步促成了戰後琉球人復國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在琉球人身分認同方面,有了真正意義的變化。50年代的金城朝永指出,前近代江戶時期的「冲繩人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不屬於任何一方的、有著正式裝扮的一個民族『琉球人』」。60年代的「港川人」古人化石發現等考古學成果,支持了日、琉人種對等的新觀點。
大量的優秀的琉球歷史著作不斷湧現,其代表性著作有1983年版的宮城榮昌、高宮廣衛等編著的《冲繩歷史地圖》全二卷,列舉前近代日本地圖資料,證實了琉球王國與日本國之間是國與國關係而非國家中央和地方關係。
筆者特別推舉在上世紀由二十餘位專家撰寫的《新琉球史》全四卷。其編撰宗旨十分明確:「舊有的歷史形象、歷史觀已經被大幅度地改寫,必須要編纂新的琉球史.冲繩史,這一時刻可以說已經開始了。」11全書堅守了琉球史的基本概念,即便是日本併吞琉球之後的「冲繩縣」統治時段,全書也摒棄了《冲繩志》之命名模式,逕直題為「《新琉球史》(近代.現代編)」,保證了總書名的統一性。12《新琉球史》在歷史分期以及全書的內容表述方面,也不遵守明治初年《琉球藩史》及《冲繩志》等官史模式,突破了日本史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紀」或「皇紀」體裁。該著作出版後影響巨大,其中的近世編(上)至1999年發行了七版。《新琉球史》多數著者並非復國主義者,但該著作堅守客觀史實的歷史分期、思想內容與方法,成為當地教科書以及紀念館、博物館通用的敘事框架。
再是新世紀前後,表述琉球復國意願的「琉球史」成果更有井噴式的湧現。民間刊物繼續發行有《うるまネシア》(可譯為《琉球之弧》)、以及《琉球》、《琉球獨立學研究》(2014)等。學術著作方面有後田多敦《琉球復國獨立運動研究》,波平恒男的「琉球合併」研究,高良倉吉的多部著作直接以「琉球」作為題名,還有梅卓木人的《新琉球王國的歷史》,以及又吉盛清的東亞殖民主義體系研究、松島泰勝的有關琉球獨立之路,以及友知政樹的美軍基地經濟分析等系列論著。他們大多秉持琉球文明與大和文明並列的觀點,強烈批判1879年「琉球處分」強制性改變琉球歷史軌跡,明確追求琉球人對於群島主權地位的自主決定權。
客觀說來,迄今琉球復國主義的思想主張,業已達到理論化、體系化、普及化境界。其口號和論點主要有:「恢復自我決定權」、「琉球獨立」、「1879年琉球處分非法」、「1972年美日協定未解決主權歸屬」、「不做軍事殖民地」、「1863年的美琉等三條約證明琉球是獨立國家」等等。其追求與期望的集中表述,猶如《琉球新報》發表〈道標〉系列文章所指出,是主張「『琉球處分』不具備國際法效力」,琉球「現今仍有恢復主權之可能」。13
面對琉球人復國主義的蓬勃生長蔚為大觀,日本右翼勢力誣稱《琉球新報》、《冲繩時報》,以及「冲繩和平紀念館」等為「反日」大本營。日本右翼的出版物數量不少,但是對比雙方發表的論著數量與討論深度,可以看出右翼多是迴避與獨立復國主義的正面論戰,在理論宣傳上表現相當被動。琉球復國主義在學術論著與社會輿論方面多有攻勢,頗占上風。
以「新琉球史」為代表的琉球學學術體系的成熟發展,是琉球滅國以來,琉球人在思想學術領域的一場革命,也是琉球人的自我身分辨識與認同之學的完成。從19世紀後期林世功的「存社稷」絕唱,到20世紀初伊波普猷的琉球學建構,再至新世紀前後的「新琉球史」的勃興,近代殖民主義的冲繩官史之權勢逐漸衰敗。由於琉球人代代相傳的堅韌,琉球文明的生命力不可遏制,經由滅國之困,終有戰後涅槃再生。琉球學憑民族之力「繼絕學」,已經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三、新世紀琉球復國主義之社會與政治發展
琉球復國主義之社會基礎,在於當地經濟界、大學、媒體等上層菁英,以及市民社會的認同與支持。2007年的一場集會人數高達十一萬人,即每十人中即有一人上街抗議。如此,在當地屢屢出現的動輒十餘萬、數萬民眾參與的各類抗議活動,業已顯示了獨立復國、自立運動的深厚民意基礎。
復國夢想扎根在各社會階層,也獲得當地高層政治的明確而具體的支持。「復國」和「琉球獨立」,還有「爭取自己決定權」,以及「自立」、「自決」等主張,促成了多社會階層人士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團結協作。他們依託古琉球王國的歷史文化基礎,堅守住反殖民統治的政治與道義的制高點,捍衛琉球歷史文化。批評日本政府在冲繩縣的民族差別政策,質疑近代日本合併琉球王國的合法性。
作為傑出的現代琉球人物,著名政治家、學者大田昌秀先生,原為琉球大學教授,撰有《醜陋的日本人》等多部著作,後連任縣知事、成為了在全日本也富有聲望的政治家。大田先生公開肯定琉球各界宣導琉球復國、自立運動的合理性。2014年北京大學琉球問題學術研討會,大田先生不顧八十九歲的高齡應邀出席,白天為大會作報告,晚間為學生做學術演講。大田先生報告題為「〈關於冲繩的分離問題〉」,指出「如今的趨勢是,回歸後的冲繩早已厭倦了日本政府拙劣至極的對冲繩政策,特別是冲繩成為了永久的軍事基地。如今,冲繩應當獨立的言論已經公開提出,而且也就該問題展開了學術活動,大學的老師們甚至成立了『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恢復和平和人類尊嚴的活動也辦得有聲有色。」14三年之後大田先生去世,對於這位廣受尊重的琉球政治家,《琉球新報》於6月13日發表悼詞,要繼承大田先生的「遺志」。
需要指出,琉球群島的復國與自立運動,也獲得了「大和」族和平人士和開明政治家,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等人的同情與支持,並獲得國際社會支持,呈現出了國際化趨向。據龍谷大學松島泰勝教授的研究資料,近二十餘年有八十餘人次,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各類會議,以控告日本政府踐踏琉球人權利。聯合國人權組織與國際社會多次發函予日本政府,表示關注。最近一次是今(2023)年7月上旬在那霸訪問的美國人類學會六人訪問團,再度支持了當地琉球人要求的歸還「琉球人遺骨」等正當訴求。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所宣傳的合併琉球的合法性,在琉球各界的反覆批判之下,已經失去了支配地位。琉球復國主義的政治主張已經充分站穩了道義與學術的高度,在輿論宣傳的社會領域也同樣占據了上風。
四、琉球復國主義與境外關係
近代以來日本推行殖民同化政策,較大幅度地改變了當地人口比例,日本「大和」族勢力一直控制著琉球群島的政治與經濟等方方面面。琉球人的復國夢想直接針對著「大和」行政控制權,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當然是不會退讓。琉球人復國之夢能否實現,琉日之間的道義與力量對比是決定性因素。而這一問題的解決還離不開境外力量的密切關聯。
自戰後改革以來,美軍長期駐留琉球群島,是「大和」族之外又一個支配琉球群島的核心因素。不過,從近現代以來的歷史研究著眼,美國的因素,對於琉球群島以及日本國家政治的走向,也是一個兼有扶持與制約的、具有二重性的國際力量。簡言之,美國在19世紀曾同情並支持過琉球王國保持獨立,在戰後近三十年的直接占領與託管時期,也曾推行過分割琉球脫離日本政治的政策,今後,也不應該排除協商、或爭取美國重新支持琉球獨立的選項。15
美國在19世紀崛起之後,曾迫使中、日兩國與其訂立不平等條約。其間美軍艦隊進入琉球群島並迫使琉球王國於1854年7月11日簽訂《美琉條約》,其正文採用漢、英兩種文字,美方簽署者頭銜記為「合眾國全權欽差大臣兼水師提督被里」,琉球方簽署是「琉球國中山府總理大臣尚宏勳、布政大夫馬良才」;時間並行採用美國的公元紀年和琉球的宗主國咸豐年號,即「紀年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咸豐四年六月十七日」。16表現了琉球和中國的藩屬關係,合乎清廷禮制。該條約是琉球王國在傳統東亞格局之外、和歐美國家的第一份外交條約,客觀揭示了美國對於當時琉球的獨立地位的政治認同。
琉球王國不僅和美國有簽約,同時還同法蘭西、荷蘭兩個國家簽約,於是就有了19世紀中葉琉球王國的對外三大條約。總之,《琉美條約》連同另外和法蘭西、荷蘭等國的條約一道,在客觀上表現了琉球王國不受日本政治外交約束的獨立國地位。在後來的各時期,美國對於琉球及其相關問題的政策走向,均與《美琉條約》具有顯然的連續性與相關性。表現如下:
第一階段,日本併吞琉球的「琉球處分」前後,美國應琉球王國的請求,在美日之間進行調解。1872年駐日美國公使德隆(C. E. Delong)致信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敘述過去的「1854年7月11日美利堅合眾國與琉球王國締結的規約」,用語是Kingdom of Lew Chew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對於琉球的稱謂是其全稱「Kingdom of Lew Chew」。副島的回函稱「關於1854年7月11日貴國與琉球之間決定的規約」17,將琉球王國一方簡稱為「琉球」(Lew Chew),不附加美方所用的Kingdom(國、王國)一詞,極力淡化琉球歷史上曾經實際擁有的獨立國地位。顯然,美方從《美琉條約》至其後的對日交涉,一直是認同琉球所擁有的「國」(Kingdom)的政治地位。
該時期最為重要的外交事件,如後述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參與調停。當時清政府的「存球祀」方針,與格蘭特調停目標多有一致,故而兩國在對日交涉中多有配合。有意思的是,在後來的訪美旅程中,李鴻章專程去了格氏墓前憑吊。所以,李鴻章和格蘭特合作、美中兩國歷史上共同的「存球祀」外交,是一份極富研究價值的歷史性遺產。
第二階段,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翌年1月1日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二十六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奠定了處置包括琉球在內的日本問題的國際法政治基礎。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中美會談事項共十八條,第8條為「香港.琉球事項」,據說會議期間「羅斯福再三詢問,中國是否欲得琉球,蔣主席答稱願將琉球先由中美占領,再按國際託管辦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其後「羅斯福自德黑蘭會議散後,歸至華府,則在太平洋戰事會議上宣稱,琉球應歸中國,已得史太林完全同意」。18而蔣之對琉球政策認識基點在於:「琉球乃一主權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顯然,中國政府支持琉球取得與朝鮮相同的獨立國地位的構想是完整的。19
至《開羅宣言》發表,規定「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20再是1945年7月26日發表了《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21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發表廣播講話,宣布接受盟軍公告投降。1947年6月19日,遠東委員會制定《遠東委員會對投降後日本之基本政策的決議》,強調「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可能決定之附近島嶼」,22又一次明確剝奪日本殖民地並重新劃定其領土的基本原則,琉球群島主權當然屬於再議的範圍。
第三階段,占領日本及託管琉球的「美治」時期。戰後盟軍進占日本,在美國主導之下,1951年9月4日舊金山《對日和約》決定將琉球交由美國託管。美國在占領及二十七年的託管時期,管制琉球的政府稱為「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即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簡稱USCAR;政府最高首長稱「琉球列島高等弁務官」(編按:日語「高等弁務官」即「高級專員」),即The High Commissioner of the Ryukyu Islands。兩職官名中均採用傳統「琉球」二字,其讀音亦為傳統讀法“Ryukyu”。23還建立琉球大學,創辦《琉球新報》。
美國在託管時期推進的「去日本化」以及回歸「琉球化」諸多措施,配合其鏟除軍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治需求,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效。美國在託管時期為琉球「正名」,與19世紀《美琉條約》簽訂與實施時期所使用的琉球概念,具有相通的政治認同意義。
第四階段,日本恢復琉球治權時期。戰後美國對於琉球主權歸屬的總體認識,曾有美軍方面的「軍部理論」,還有曾任國務院政策企劃部長的喬治.凱南的「凱南理論」,明確要求排除日本影響,樹立美國在當地完全的統治權(事實上的主權)。按麥克阿瑟所說:「冲繩人不是日本人,可以通過美軍基地得到收入過愉快的生活」,凱南則強調「冲繩並非日本所固有之一部」。24如同羅斯福在戰時提出的將琉球交予中國等主張一樣,美軍要求從地緣政治方面消除和限制日本在琉球的存在與作用。
但是,美軍在朝鮮戰爭、東南亞戰場上迭遭挫折,美國急需假手日本等國,試圖發揮多邊力量以對抗蘇聯、中國。而日本方面通過戰後的「軍需景氣」,增加了對美外交籌碼。美軍政策最終轉向,1972年5月15日,美日雙方歸還協定生效,日本廢除美軍的「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等管制名稱,再度設置冲繩縣,任命縣知事,獲得了對於整個琉球群島的實際控制權。
按臺灣學者的分析,美國之所謂移交琉球行政權,「不特與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之了解不同,且亦非羅斯福之本意」。25《美日冲繩協議》不過是美日之間的雙邊行為,美日私相授受的行政權不能解決其主權歸屬問題。沒有聯合國和相關國際會議的認同,琉球主權歸屬問題依舊是懸而未決的國際議題。
本來,日美兩國作為亞太戰場的對手,美國方面不僅握有國力與兵力優勢,更擁有絕對的反擊日軍偷襲侵略的道義優勢。但美軍在主導戰後日本民主改革的過程中急於媾和,為應對蘇聯與中國問題,美國抬高了實用策略的比重而消減了道義原則成分,放縱日本右翼以為自己所用。隨著道義之光的日益黯淡,在日美軍基地被視為「外來」的霸道勢力,不斷受到日方巧妙而實在的、越來越大的挑戰。美國原擬分離琉球或琉球非日本化的戰略目標,在實際上已經被放棄;戰敗國日本反客為主,扮演的是被占領、被強暴的哀兵角色。在目前,還看不出美軍對琉球群島政策和對日政策的變化態勢。
當然,與琉球相關之境外關係的另一面,是日本政府壓制琉球人權益的相關狀況,也受到了國際社會、包括美國社會的廣泛關注。世界人權組織多次批評了日本政府壓制琉球人和阿依努人的行為,如前所述,今年7月上旬,在那霸訪問的美國人類學會六人訪問團,即再度支持了當地琉球人要求的歸還「琉球人遺骨」等正當訴求。
無論如何,梳理數十年來的學界研究論著,「琉球地位並未確定」26這樣的結論已經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因此依然存在著琉球問題再議的政治空間。借鑑20世紀以來,為解決東亞問題而召開華盛頓會議、太平洋會議、開羅會議、舊金山和會等歷史經驗,現今聯絡相關國家、或經過聯合國相關機構在亞太地區召開解決該問題的國際性會議,以處置遠東軍國主義時代的遺留問題、重新討論琉球主權問題,這不僅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能性。這是一個兼具歷史學術與國際政治價值的值得追求的重要課題。
五、琉球復國主義與傳統中琉關係再造
琉球群島的上千年文化發展,與中國息息相關。對比日本侵略並掠奪琉球之史實,中琉關係則是一部沒有戰爭、唯有和平交流發展的親善歷史。而近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從未承認過殖民主義對於琉球群島的統治。琉球復國主義的思想與學術文化發展,符合傳統的中琉關係,有助於重建近代以來失衡的中琉日關係格局。
對於中琉日三邊關係的考證與比較,按琉球學之父伊波普猷的考察,自1609年薩摩入侵之後的全面掠奪,一度使琉球人面臨滅絕危機,幸虧從中國引種甘薯成功,甘薯產量大而不利薩摩的掠奪運輸保存,故「可以說甘薯作為奴隸的食糧最為適當」。伊波強調中國甘薯免除了琉球人全面「餓死的恐怖」。27
伊波的比較結論是:「在薩摩方面是無窮盡的榨取,從中國來的總是恩惠,島民的中國崇拜熱逐漸高漲。」28伊波高度評價中琉文化交流,「冲繩醉心於中國文明之說,並非無理」。29在國子監官生中出現了伊波稱道的「國民英雄」鄭迵、「義士」林世功等。在私費「勤學生」中,有著名學者程順則、大政治家蔡溫等傑出人物。按伊波分析,中國培養琉球學生的「教育方針」,是為「尊重人格的教育」,結果是「歷代官生醉心中國不足為怪」。
日本併吞琉球直接衝擊到中琉宗藩關係,琉球王廷派多批使臣向清廷求援。使臣林世功為「存社稷」,於1880年「血諫」京師自殺殉國。這是一部慘烈的現代版楚臣申包胥哭秦庭以請兵救國的故事。其間,1879年卸任美國總統格蘭特訪問中國和日本,也曾居中調停,提出過三分琉球的方案,即將南部小島歸中國,中部歸琉球王復國,其北島嶼歸日本等方案,至1880年日本方面又提出了「分島、改約」的協議案,均無正式結果。
琉球使臣的努力,加上美國政策、格蘭特調停,促成了清廷確立「存球祀」方針,並試圖引渡琉球王國國王,未果。期間李鴻章向格蘭特說明了中國方面的道義立場,表明清廷是基於「公法」以解決琉球主權問題,琉球對中國「貢之有無,無足計較。惟琉王向來受封中國,今日本無故廢滅之,違背公法,是為各國所無之事」。格蘭特亦表示:「琉球自為一國,日本乃欲吞滅以自廣,中國所爭者土地,不專為朝貢,此甚有理,將來能另立專條才好」。
格蘭特和李鴻章之間有共識,二人也結下了相當程度的信任和友誼,但對日調停未果。格蘭特歸國後,清日雙方繼續交涉。作為宗主國一方,清廷先後有過「出兵」、或棄琉保朝等多種主張。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曾以重議琉球案為目標,雙方議琉球案十餘年,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最終失去了繼續交涉琉球問題的基本條件。
綜觀琉球淪陷全程,清廷雖無力直接派兵扶持琉球王室,但也堅持了國際公法與道義原則,確立並推進「存球祀」外交政策,始終沒有簽署過日方所要求的條約,沒有承認日本併吞琉球。晚清「存球祀」原則之制定與傳承,為當今琉球主權歸屬再議提供了歷史依據。
其後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國家艱難時期,中國方面對於琉球群島的歸屬問題也有持續性堅守。特別是在1943年開羅會議時期,中國聯合國際反法西斯國家共同反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共同發表《開羅宣言》,共同制定了剝奪日本殖民地的戰後法規原則。其中,對於如何解決琉球群島主權問題,中國政府也提出了琉球與朝鮮應該同列而給予政治承認的基本原則,這不僅在此後的琉球群島的託管過程中發揮過作用,也能在現今乃至今後的琉球人復國「再議」之中,繼續發揮其獨特作用。
進至上世紀後半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在大陸學界有關琉球、琉球人、琉球歷史文化的學術研究重展雄風。隨著一批沉睡史料的發掘和研究型論著面世,在福建地區率先出現了對於明清時期中琉文化研究等專題的高水平發展,並陸續出現上海、山東和北京等多區域的研究成果,逐漸改變了近代國難時期的琉球話語沉寂現象,推動了琉球學術在當代中國復興。
新世紀以來中國海峽兩岸琉球學的開創性發展,是在古琉球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對於琉球主權歸屬等近現代政治史領域,做出了新的開拓。琉球學不僅在史料發掘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還發表了一批富有影響力的研究論著,研究涵蓋古典琉球學問、以及現當代琉球政治史諸多領域,古典琉球學傳承、成長為與漢學、日本學、朝鮮史等並立的學問。
中方學界對於琉球問題的研究,其影響作用已經跨越國界,達到了一個新的共同研究境界。2005年徐勇、史楠等人「琉球地位未定」論等研究論文出台,受到中日兩國政界、學界和媒體的重視。隨之,「中日共同歷史研究」(2006-2009年)以「琉球」為關鍵詞,將其滅國問題納入考察範圍。中方執筆者指出日本是「暴力侵占琉球」,日方則辯稱琉球與日本合併具有必然性。雙方的論點都被寫進了報告書,如此跨國界的直接對話,這在琉球學術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
再是,北京大學連續召開琉球學術國際討論會,其中在2016年5月的第二屆會議,與會琉球學者捎帶冲繩縣副知事署名的關於開發張家灣琉球人墓地遺址、重建紀念建築的請求函,轉交給了北京市政府。此前還有一個值得永遠記憶的場景,是高齡89歲的著名政治家、學者大田昌秀先生出席了2014年第一屆琉球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兩場演說。大田先生在生命最後階段的大陸之行,落腳點在北京大學。大田先生在北京大學的兩場演講,表達了對於琉球復國運動的支持,以及對於琉球群島作為和平之島的深切願望。這是北京大學的、也是中華學界的一個具有永恒紀念意義的史實。
六、結語
鐵肩擔道義,復國望琉球。我們討論琉球復國主義的發生與發展前景,支持並聲援琉球人的生存與發展,是道義的而非牟利的,是格局的而非投機的,是傳統的而非突變的,是歷史的而不是時尚的。我們希望學界與社會各界共同攜手,從過往中思考未來,從歷史中研究現實,真正解決近代軍國主義、殖民主義遺留的問題,構建亞太和平友好發展的平衡格局。
繼琉球之絕學,開萬國之太平。琉球復國主義的命運,承接著上千年的東亞文明脈絡,其走向對於現今和未來的亞太文明共同大業,必然是具有學術與現實的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