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昌（1905-1999），臺北汐止人，祖籍福建泉州永春，是臺灣統左派1代表性人物。他一生歷經了20世紀兩岸歷史風雲變幻的重要節點，始終不改其志，為中華民族復興奮鬥不懈，深受臺灣統派後輩敬重。但兩岸學界對陳其昌關注較少，除少數紀念文章對其生平事蹟有所追憶外，尚未見更為深入的研究成果。2實際上，陳其昌投入中華民族復興實踐的經驗十分豐富，理論思考較為成熟，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留下過文字。並且，臺灣「國家檔案管理局」及《遠望》雜誌社現存與其有關的檔案資料較為豐富，在相關人物的回憶著述、日記、報紙資料中也能找到其參與重要事件的線索。3這些一手史料是探索陳其昌思想內涵、深入認識其實踐活動的新依據，但此前並未被充分挖掘和使用。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依託前述材料，系統梳理陳其昌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和實踐，以就教於方家。

一、輾轉求學：左翼青年初長成

1905年4月23日4，陳其昌出生於臺北汐止的一個地主家庭。其祖父是前清秀才，非常重視子弟的傳統文化教育，在陳家祖厝大廳辦了一所私塾教授傳統漢學。5受家庭氛圍薰陶，陳其昌「自幼仰慕中華文化」。6少年時期他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先後就讀於汐止公學校、艋舺簡易商業學校，1920年進入臺北新高銀行總行工作。7因不滿日本殖民統治、心向祖國，年僅17歲的陳其昌做出了影響其一生發展道路的選擇——隻身奔赴祖國大陸求學。

1922年，陳其昌進入浙江省立杭州第一中學學習。他前往祖國並非個例，當時受島內文化運動的影響，不少臺灣青年民族意識覺醒，紛紛奔赴祖國大陸求學，形成了一股風潮。8在杭州，陳其昌結識了同樣來自臺灣的愛國青年林木順、謝雪紅等人，並與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負責人黃中美保持密切聯繫。黃中美雖在國民黨黨部工作，實為中國共產黨員。9受中共派遣，他在杭州的主要任務是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0因此，陳其昌等來自臺灣的進步青年成為他積極爭取的對象。在他的影響下，陳其昌等人經常聚集在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開始接觸共產主義理論，並參與政治運動。111925年，五卅慘案的爆發掀起全國反帝愛國運動的浪潮，陳其昌等在大陸的臺灣青年也陸續投身到運動中。陳其昌自幼居住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早就深感到沒有自由，沒有政權的悲哀」，來到祖國大陸後又「目睹了洋人靠『不平等條約』統治中國」，「早就對帝國主義者心懷不滿的火種」。具有強烈愛國情懷和反帝情緒的他被推選為杭州第一中學學生代表，參加「杭州工商學界抗日聯合會」，走上街頭聲援工人和學生運動。12在熱火朝天的愛國運動中，陳其昌、謝雪紅、林木順三人做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發出「收回臺灣」的第一聲呐喊。作為飽受過殖民奴役和壓迫之苦的臺灣青年，陳其昌等人迫切盼望祖國早日收回臺灣。當他們觀察到數次示威遊行的宣傳標語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一切不平等條約」，卻沒有提到「收回臺灣」時，便共同以「謝飛英」的名義向《浙江日報》寫信提醒：「……愛國同胞們！豈不是把臺灣忘掉了嗎?」《浙江日報》見信後迅速以大字標題「不忘，不忘，不忘，不忘……」作為回應。其後，「收回臺灣」成為後續遊行宣傳中不可或缺的口號。13

五卅運動對陳其昌的一生影響深遠。一是通過親身經歷這次愛國運動，陳其昌對中國現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深入思考五卅運動的本質，認為「這正是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一貫壓迫的具體呈現」，殖民主義者「蠻橫的壓迫」，「使得中國人民積壓於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發出來了」。14如果說此前陳其昌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不滿是出於個人感性生活經驗，那麼此時他已從理性層面意識到中國人民反殖民主義壓迫的強大意願，以及開展反帝、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正是在五卅運動期間，陳其昌選擇與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邊，他正式加入共產主義組織，開始走上左翼政治道路。1925年6月，在安存真、宣中宣二人的介紹下，陳其昌與謝雪紅、林木順等幾位臺灣青年一同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雖然不久之後他們集體在形式上加入國民黨，但實際上他們僅參與共青團的活動，受共青團領導。15

1925年6月，上海總工會成立。7月，陳其昌、謝雪紅、林木順三人被調往上海參加「五卅慘案救援會」工作。16這期間陳其昌被推選為上海總工會救濟會救濟委員，主要負責救濟浦東日資紗廠罷工的男女工人。17這次救援活動讓陳其昌深入到勞工運動的最前線，與勞動人民建立起了緊密聯繫。8月前後，陳其昌、謝雪紅、林木順等人陸續被批准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8他們是黨組織準備竭力培養的革命種子，入黨後不久即被指派去上海大學學習。9月，陳其昌與謝雪紅、林木順一同考入上大，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19

或是受到瞿秋白所說「日本的社會科學比較進步」的影響，20又或是受到黨組織的指派，陳其昌於1926年赴日本東京留學，就讀於日本大學政治系。留日期間，陳其昌繼續跟隨中共黨組織活動。那時，在東京的中共黨員都屬於中共東京特別支部。但特支是秘密的，黨員的公開活動是通過國民黨開展。21陳其昌被任命為武漢國民黨日本總支部交際主任，常與日本勞動黨、《無產者新聞》社聯繫。221927年國共分裂後，東京特支領導下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加上一部分偏左的中間派，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社，進行半公開活動。23陳其昌也參與其中，「研讀山川均、河上肇、福本和夫學說及《資本論》」，進一步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知識。他還積極參加留日愛國學生組織的反帝、反右派運動。在一次愛國紀念活動上，蔣介石指使國民黨右派到現場進行武裝干擾，引起武力衝突。因在武力抵抗中擔任副總指揮的角色，陳其昌被日本員警拘捕。10天後日本員警發現其臺籍身份，勒令其今後不得參加中國學生的任何活動。241929年，陳其昌從日本大學畢業後返臺。8年來，他輾轉杭州、上海、東京求學，逐漸成長為一名兼具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的左翼青年，對祖國及世界的革命運動形勢有了較為深刻的認知，為日後開展政治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鋒芒初露：致力民族解放運動

陳其昌返回臺灣後首先與昔日同窗謝雪紅取得了聯繫。謝雪紅於1928年初自東京返回上海創建臺灣共產黨，後被日本領事館遣返臺灣。回臺後她繼續發展左翼運動，與臺灣農民組合、新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新文協）接觸，擴大臺共組織。就革命理想和同窗情誼而言，陳其昌自然對加入臺共或新文協等左翼組織更為嚮往。但在臺共謝雪紅和楊克培的引薦下，他與臺灣民眾黨左派領袖蔣渭水相識，並受蔣之邀加入了臺灣民眾黨。

關於陳其昌加入民眾黨一事，有學者認為是謝雪紅的「滲透計畫」。25的確，臺共成立初期，謝雪紅一派曾試圖走聯合路線。1928年臺共政治大綱指出，要「盡全力吸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所有革命勢力，以工人農民為中心建立一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為達到這一目標，要「極力暴露民眾黨的欺瞞政策，促使在他們指導下的群眾左傾」。261929年春，臺共進一步確定其主要工作任務之一為：「對臺灣民眾黨，應在群眾中暴露其投靠日帝、實行改良主義的反民族利益的期瞞政策」，對該黨中「一部分有不同程度反日思想、被稱為『民族主義者』的分子，應加強對他們的聯繫，爭取和利用他們來參加反日鬥爭」27所謂「民族主義者」指的就是以蔣渭水為首的左派人物。可見，謝雪紅確實有爭取蔣渭水共同革命的想法。但是，蔣渭水一方的用意和需求也不應被忽視。有必要對臺灣民眾黨的發展形勢和蔣渭水的政治思想做具體分析。

臺灣民眾黨成立於1927年7月10日，其主要成員是在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後退出的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民眾黨成立之時，聲明立黨以「提高本島住民的政治位置，安定其經濟基礎，改善其社會生活」為目的，以「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表現出溫和、穩健，在體制內爭取臺灣人地位的特徵。28但實際上，民眾黨黨內一直存在著以蔣渭水和蔡培火為代表的左右兩個派系的對立。蔡培火一派屬於保守右派，主張「經過合法政治運動」「訴求於內外輿論，啟發島民」，以達到「殖民地自治」的終極目標。29蔣渭水一派屬於較激進的左派。蔣渭水受祖國大陸革命影響較多，尤其「受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的影響最大」。30他「欲將全臺灣人民組織化，並行推動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與世界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相提攜，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實現殖民地民族解放」。隨著臺灣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民眾黨左右兩派的分歧日趨尖銳。1928年6月，民眾黨第二次黨員大會籌備之際，左右兩派發生激烈爭執，爭論的焦點是對勞工運動的態度。317月第二次黨員大會召開。大會一改一次大會宣言中否認民族鬥爭的立場，提出聯合無產大眾、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等主張，基本代表了蔣渭水一派的立場。32此次黨員大會後，蔣渭水一派掌握了民眾黨的實權33，民眾黨日益左傾。蔣渭水一直有吸納優秀革命青年的想法。他曾豪不掩飾對謝雪紅的欣賞，在其初返臺灣時頗有誠意地主動接近她，試圖吸 收她加入組織。34而陳其昌這樣一位優秀左翼青年的出現，恰好滿足了蔣氏鞏固黨內左派勢力，進一步發展民眾黨的需求。

一方願意推薦、一方願意吸收，陳氏似乎成為了謝、蔣雙方試圖建立聯合路線，共同促進全臺灣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結點。於陳其昌個人而言，雖然此前他與蔣渭水不曾相識，但經過深入瞭解後，開始欣賞和認同蔣氏及其思想。並且，「民眾黨的資源比其他社會運動團體多」，可以支付工資，能解決基本生活問題。35綜合來看，臺灣民眾黨也不失為一個合適的政治舞臺。所以，陳其昌加入臺灣民眾黨是謝、蔣、陳三方合力的結果。

1929年5月23日，陳其昌正式加入臺灣民眾黨。在歡迎茶話會上，他表示今後將以「不惜一切犧牲」「不受周圍壓迫」的態度開展工作。36入黨後，陳其昌迅速被提拔為黨的骨幹力量。民眾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於5月26日決議其任組織部主任，379月決議其接替王鐘麟為後繼主幹。38同時，他在各屆中央常務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中均佔有席位，在加強黨組織建設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其參與的主要事務有決策黨旗樣式、指導地方支部建設、參與黨員訓練會和演講動員會、擴大黨領導下的勞工組織等。在民眾黨組織、領導的反日鬥爭中，陳氏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參與發起了反對臺灣總督府有關吸食鴉片新牌照政策、反對「始政紀念日」、反對臺灣總督府使用毒瓦斯鎮壓霧社少數民族等運動。他在民眾黨期間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參與撰寫第三、四次黨員大會文件，不遺餘力推進民眾黨改組為無產階級政黨，直至民眾黨被日本殖民當局取締。

1929年10月17日民眾黨召開第三次黨員大會。或許是吸收了二次大會宣言被查禁的教訓，此次大會並未公開發表任何宣言。一個月後，組織部將一份宣言書秘密分發給黨員。此宣言的製作、頒佈者實際為蔣渭水、陳其昌二人，簡來成、陳炳奇負責文書印刷及發送。39這份宣言書充分表達出左派的政治主張和立場，強調民眾黨對階級問題的一貫態度是「以農工階級為中心，展開農工商學的共同戰線」，指出「今後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對內須堅固陣容，對外須緊密連絡更加努力奮鬥，並猛烈進攻，以便和他們（帝國主義）進行最後決戰」。40日本殖民當局得知秘密宣言的分發後，以違反出版法為由，搜查民眾黨黨部及蔣渭水、陳其昌的住所，陸續拘留審查蔣渭水、陳其昌、簡來成、陳炳奇四人，還將蔣渭水、陳其昌、簡來成起訴至檢察院。該案在半年內幾經上訴，最終以蔣、簡無罪，陳其昌被處罰款50元（日元）告終。41

1930年，隨著民眾黨右派另外組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蔣渭水、陳其昌、謝春木等人「私下考慮為民眾黨打開前途之策」，有意使民眾黨進一步左傾化，遂著手改組事宜。1930年12月30日民眾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提出綱領、政策、黨章修改之理由，指出立黨之初礙於「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客觀情勢之限制」，立黨精神「不能充分表達」，現將黨綱修改為：「（一）爭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政治自由。（二）擁護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日常利益。（三）努力擴大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之組織。」之後，又於1931年2月2日發布文件，補充說明黨的本質為「農工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正如林獻堂、林幼春等人所認為的，新綱領、政策表現出「以無產階級為本位」「完全以無產階級政黨自我期許」的特點。儘管在前述文件中，蔣渭水並未提及「階級鬥爭」一詞，但此時他已經一改往日反對階級鬥爭的態度，認為「今天這個時代並非依賴資本家之時代，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固不必再喋喋不休」。42

1931年2月18日，民眾黨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指導精神可謂是以民族運動為緯、階級鬥爭為經的」新綱領。日人認為，隨著右派穩健分子的退出，民眾黨在一系列激烈行徑中逐漸顯露出思慕中國、反對日本的民族主義運動傾向，此次的新綱領更是「違背了對臺統治的根本方針」，又「危害安寧秩序」，無法繼續容忍民眾黨存在。因此，在新綱領剛剛表決通過之時，日本殖民當局即派員警署長把結社禁止命令交給陳其昌，強制解散此次集會。隨後將蔣渭水、陳其昌等16人扣押，取締了民眾黨。面對取締，蔣渭水、陳其昌等人並未屈服，他們發表聲明抗議此一「有計劃的扼殺」，繼續強調臺灣人民開展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解放運動的重要性。他們聲稱：「臺灣人的解放，只靠知識份子及有產階級是不可能成功的，整個臺灣人之自由須待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之奮戰，解放運動才能獲得真善美的結果」，「我們目前的任務在於擴大強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之組織。盡力促進解放運動戰線之統一，以期早日完成解放運動的目的」。在善後會議上，陳其昌堅持強調成立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政治結社組織仍有其必要性。43儘管在當時形勢下要實現此目標難乎其難。

陳其昌個人政治思想與民眾黨左派的主張基本吻合，入黨後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使民眾黨進一步左傾化。因左翼色彩明顯、革命熱情高漲，並且工作能力突出，陳其昌成為日本殖民當局的眼中釘，經常被監視、檢束、拘捕、審查。但正如在入黨時承諾的那樣，在民眾黨的3年期間，面對強權和壓迫他從未退縮。在陳其昌看來，臺灣民眾黨是「順應時代的要求而出現的團體，是要去努力奮鬥謀求同胞幸福的總機關，是從事於全體臺灣人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民族解放運動」，這種民族解放運動「乃係宗主國與殖民（奴隸）的關係，所有活動乃屬於奴隸對抗宗主的民族鬥爭」。44也就是說，陳其昌在民眾黨時期所進行的是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抗日運動，其鬥爭路徑是以勞工運動為中心，謀求全民族解放。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民族解放運動並非視臺灣為「獨立」民族，要求「獨立」建國，相反，陳其昌、蔣渭水等民眾黨左派成員始終以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為榮，他們所從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將臺灣的解放置於全中華民族解放進程中，終極目的是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

民眾黨被取締後，陳其昌繼續開展勞工運動，較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參與轟動一時的臺北印刷工人罷工事件。1931年7月，因不滿臺北印刷業主同盟突然減少5日工作量，45受暴壓已久的臺北印刷工掀起罷工事件。陳其昌早在1930年參與臺北自由勞動者同盟，任常務委員和總務部主任，46指導「無產階級的生活向上及其解放」，47在勞工群體中擁有較高聲譽，深受信賴。這次罷工事件發生後，陳其昌受邀以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青年部代表身份，就印刷工人的訴求與業主同盟進行交涉。48但業主同盟的敷衍態度進一步激起民怨，印刷工人發起了範圍更大且持續時間更長的罷工行動。為保證罷工工人生活，陳其昌四處奔走募集救濟款，9月底拜訪前民眾黨成員黃旺成、林獻堂等人，請求援助。49陳氏為此次勞工鬥爭奮鬥約3個月，但由於「反動工友的叛逆行為」，罷工運動終歸失敗。5011月1日，陳其昌前往祖國大陸。對於此次的大陸之行，《臺灣日日新報》發文稱陳氏因罷工運動慘敗而「迴避責任」，「吞金」潛逃。51考慮到日本殖民當局御用報紙的挑撥可能會致使島內工友「灰心餒志」，不利臺灣勞工運動的發展，陳其昌在《臺灣新民報》發表聲明，交待罷工運動資金動向及運動失敗之原因。藉此機會，他也透露赴陸動機：由於臺灣社會運動「由活躍的表現而入靜默的潛伏」，擬在大陸「偷閒靜養」，「以備未來的奮鬥」。52但實際上，陳其昌的大陸之行並非單單「靜養」這麼簡單。1931年8月蔣渭水逝世，去世前他曾囑咐陳其昌，「今後關於黨一切的殘務要一任你保管」，53在遺願中又希翼「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54結合蔣氏言論、前民眾黨骨幹謝春木等人也紛紛奔赴對岸，及陳其昌在大陸的種種活動來看，陳氏應是觀察到臺灣島內已沒有開展激烈革命鬥爭的空間，試圖前往祖國大陸尋求繼續革命的可能。

到達大陸後，陳其昌名義上先後擔任廈南股份有限公司、中和牧畜公司主管55，實則繼續為臺灣的民族解放運動奔波。他建立社團組織，努力尋求大陸方面對島內抗日的援助。1932年6月，陳其昌、蔡平、黃清波、詹阿胚等人在廈門思明南路青墓口平民飯店集合，決議組織以臺灣「獨立」（指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為目標的「臺灣獨立運動同盟」。通過該組織與汕頭、泉州、上海及臺灣的抗日組織取得聯繫。同時，陳其昌、蔣文來、黃清波、蔡振輝等人還發起成立臺灣革命運動犧牲者救濟會，作為「臺灣獨立運動同盟」的後援團體。1932年8月5日，適逢蔣渭水逝世一周年，陳其昌、黃清波在廈門思明北路東圓旅社發起追悼會。在會上，陳其昌提議組成廈門新臺灣青年會，以親睦互助相標榜，但真實目的仍是抗日救援運動。56遺憾的是，這些嘗試似乎均未取得較好結果。

七七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出於「中國不強，臺灣是沒有希望獲得自由平等的生活」57這一認知，陳其昌投身大陸抗日戰場。此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前往蘇州，以在《江蘇日報》報館工作的名義，秘密參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站的抗日地下工作。58由於在大陸的臺籍青年通常日語流利、深諳日本情勢，且熱愛祖國、抗日意識強烈，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招攬了大批臺籍菁英擔任外勤情報人員，加入地下抗戰陣營。59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李萬居、謝春木、張錫鈞等。陳其昌始終堅定地相信「祖國的抗戰一定勝利，臺灣也終將光復」，60他與這些臺籍愛國志士以極其隱蔽的方式並肩作戰，直至抗戰勝利。

從畢業返臺到抗戰勝利，陳其昌經歷了從學生到政治運動家的蛻變，時人評論其為「新進氣銳之士」。61無論是以臺灣民眾黨為平臺開展的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抗日運動，還是在祖國大陸進行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活動，這一時期陳其昌主要從事的是旨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使臺灣回歸祖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