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3）年的臺灣光復節，正是臺籍中共地下黨烈士葉盛吉先生的百年誕辰。

在當年參加中共地下黨並為黨犧牲的臺灣人中，葉盛吉並不屬於資深或高階者，但是他絕對是黨性最堅定的人之一，確實做到了「組織入黨一生一次，思想入黨一生一世」。更特殊的是：與和他同齡的李登輝或彭明敏相比，葉盛吉的成長背景似乎應使他成為一個更加鮮明的媚日臺獨。然而，他卻自覺選擇認同中國，莊嚴宣誓加入中共，最後從容死在國民黨的槍口下。透過研讀葉盛吉留下的大量一手資料，我們才能夠體會到他為什麼會在國民黨即將敗亡的1948年9月，在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上有感而發：「祖國的天空真美麗」！1

葉盛吉生於日據時期的1923年，在日本人聚居的新營製糖公司宿舍長大；於「皇民化」運動前期（1936至1941年）就讀於以日本學生為主的臺南一中，並且以全年級第二名畢業（因為只有日本人可以得第一名）。1941年2月葉盛吉赴日本報考高等學校，連考三年，至1943年3月考上仙台二高。從1941年珍珠港事變到日本戰敗，葉盛吉在日本本土經歷了整個太平洋戰爭。我們可以說：葉盛吉成長於皇民化運動及日本軍國主義最猖狂的時期。以他這種經歷而言，他本應長成逆來順受的日據臺灣的「本島人」，或一個高度認同日本的「三腳仔」（即臺籍皇民）。確實，葉盛吉在1941年9月改用日本姓名「葉山達雄」；1944年就讀於仙台二高時，憲兵隊特高科兩度來學生宿舍調查來自偽「滿洲國」的中國留學生，並向宿舍庶務幹事葉盛吉打聽消息，卻絲毫未察覺他面前的「葉山達雄」不是日本人！可見青年葉盛吉「日本化」的程度之高。

但是，正是在日本，葉盛吉的自尊心及理性思維使他無法忍受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歧視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霸道虛偽，開始針對自己的國族認同進行靈魂拷問。他在1944年2月4日的手記中寫道：「我從生下來，自小就走的是一條路（編按：被教育成日本人）。直到中學時代也是如此。隨著高校落第，成為重考生，我才知道是一條路分成了兩條2。我只好一隻腳踩這條路，而另一隻腳踩著另一條路來走。但是，在那個時候，兩條路的距離並不大，而且是平行的，雖然難走，也還沒有到不能走的地步。進了明善寮（編按：二高的學生宿舍）後，兩條路亂了套，也不再平行了，而且漸漸地拉開了距離。腳踏兩條路，越來越難走了。……現在已經到了總要選擇一條路的時候了。選擇一條路（編按：繼續做日本人）是違背自己的心意的，可是不這樣做，現實是不允許的。符合自己的心意的、能夠真正叫人安心立命的道路（編按：成為中國人），卻是現實不容許我走的一條道路。」3然而，經過反覆思索，他在1945年6月3日的日記中，確定自己是中國人：「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種）力量之強大，莫過於今日。思鄉之情尤切。而對自己之使命感更深一層矣。……余意已決，堅決戰鬥到底矣。」4如果我們以「後見之明」視之，或許會以為那時日本即將戰敗，葉盛吉不過是「識時務」而已。但是當時的實況卻是：冲繩戰役尚未結束，美國秘密製造的原子彈要到7月16日才試爆成功，美軍原預計要到1946年春才能攻打日本本土；反之，在日本戰時政府的軍事管制下，葉盛吉不僅很難得知真實戰況，還要面臨日本大本營策畫的「一億總玉碎」本土決戰，而他當時剛入學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就在4月27日被指定為東大醫學部軍事訓練的中隊長5，根本避不開日本的決戰動員。可見，葉盛吉決心要向日本「戰鬥到底」，絕不是見風轉舵，反而是逆向而行，而這正是他「浪漫主義」性格的表現（後述）。

葉盛吉在東大醫學部結識了高他一屆的學長劉沼光；光復後劉也轉學到臺灣大學，並成為葉盛吉的入黨介紹人。1945年12月1日，葉盛吉在回臺前的日記中，寫下一段他與劉沼光對談後的自我分析：「我之所以能夠熬過東京的生活之苦，並留下美好的夢想，可能是因為我理性主義的一面與感情上……仍抱有浪漫理想的一面。我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深感自己具有其中像保里斯那樣機關算盡，深具現實主義性格，……而同時具有皮埃爾的性格，一旦希望與理想之光燃起，現實主義性格就消失無蹤，完全變成浪漫主義者，而且心懷信仰……。這（編按：指其性格中以浪漫主義、心懷信仰為主的部分）似乎是我原本所具備的。而到了東京之後，尤其是與林、劉氏（編按：即劉沼光）接觸後發現我自己在邏輯思考上的不足，使我更理性更現實地看待事物，一下子造就了我不流於［過於］理想（有時或許是幻想）的性格。……我認為倫理上的自我反省，若不伴隨具邏輯性的自我批判就沒有意義。（至少一位領導者絕對必須如此）」6這段話，清楚展現了葉盛吉對自己人格特質的認識：他基本上是一位心懷信仰的浪漫主義者，但是由於他以做「領導者」自期，因此必須加強邏輯思考，使自己能更理性更現實地看待外界事物。然而，他固然反對暴虎馮河之勇，但仍是個堅持理想信念的浪漫主義者，是個「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泰伯》曾子語）的領袖人才。他在12月30日的日記中，對於「培育我對真理的愛，對祖國、民族的愛、使我成為一個浪漫主義者的二高時代，……依然感謝萬分」，因此，他「還是要當一個浪漫主義者」。7在這一年年底（12月31日）的日記中，他做了總結：「我為了我的祖國，要儘量做個浪漫主義者。但有時為了迫在眉睫的各個具體手段，又必須有現實主義者的一面。」81946年初，他在連續三天的日記裡強調：「學問是一生的事業，我决定要做一個浪漫主義者努力到底！」（1月3日）、「約定繼續努力達成一個浪漫主義者的新使命。」（1月4日）、「對於現實要確實執行，並成為為理想而生的真正浪漫主義者。」（1月5日）。9正是由於葉盛吉在臺灣回歸中國之前，已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國族認同並決心以身許國，因此後來從劉沼光發展他為黨員，直至葉盛吉最終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犧牲，都是他「為理想而生的真正浪漫主義者」性格之必然表現。

雖然「葉山達雄」與同（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輝）一樣，在法律上他們於二十二歲以前都是日本人，而且前者的「日本化」程度比後者高出許多，但是兩人在「義利之辨」的大節上，表現截然相反：李登輝一生見利忘義，其媚日、叛黨、賣國，葉盛吉均不屑為之。否則，葉盛吉作為日據時期皇民化的「模範生」，戰後他若選擇靠攏國民黨，極有可能比李登輝更早成為二蔣治下的臺籍政要10。可是，他因理性反思而認同中國，因摯愛中國而加入中共，最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從容就義。《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至於「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據此，比葉盛吉多活七十年的李登輝，只是個「祿之大者」的卑鄙小人。而葉盛吉那二十七歲的短暫一生，生前俯仰無愧，死時重於泰山。我們紀念葉盛吉百年誕辰，正是因為他始終認真對待義利之辨，見利思義，直至捨生取義，可稱「立德」，足以作為引領臺灣人心復歸祖國之不朽楷模。

尤其重要的是：葉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記、手記、書信等一手資料，可以使後人追溯他從「日本人」回歸「中國人」的整個認同轉變的理性反思心路歷程，強而有力地證明了：「國族認同」是一個道德性質的選擇；一個在日據「皇民化」時期成長的臺灣人，如果他有足夠的自尊心及道德意識，根本不需要去過大陸，也不需要讀過多少中國典籍，甚至不需要能流暢使用中文，就可以憑藉自身被殖民統治的經驗而斷定自己不是日本人，做回中國人。11換言之，那些藉口兩岸「歷史經驗」不同而選擇媚日臺獨的臺灣人，其實只是缺乏自尊心及道德意識。在葉盛吉這面照妖鏡面前，臺獨的無恥無德將無所遁形。這也是為什麼臺獨非常在意對葉盛吉的「詮釋權」，寧可重金出版與葉盛吉有關的幾乎所有文書，也要將他扭曲、矮化成只是愛臺灣、反國民黨而被中共誘上賊船的不幸青年。12

但是，葉盛吉以及他的許多同志們至今尚未受到兩岸中國人足夠的重視。眼看著臺灣島上獨氛遍地，「誅姦諛（李登輝、彭明敏）於既死，發潛德（葉盛吉們）之幽光」（唐韓愈《答崔立之書》）正是當務之急。

英雄不應無名

1950年11月29日清晨六點左右，在臺北市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堤防外河灘地（今馬場町紀念公園），國民黨憲兵第四團的軍車押來十一位中共臺灣省工委直屬學委會的幹部，他們是：李水井（學委兼書記）、楊廷椅（學委兼支部書記）、陳水木（學委兼支部書記）、黃師廉（小組長）、陳金目（支部委員）、賴裕傳（支部書記）、吳瑞爐（支部委員）、王超倫（支部書記）、鄭文峰（支部書記）、葉盛吉（臺大醫學院支部書記）、鄭澤雄（小組長）。隨後槍聲響起，他們逐一倒下；隨車憲兵按照特務單位的行刑規定，對這些地下黨人於槍決前後各拍下照片一張。當時，就在附近，還躺著前一天槍決的臺北市工委會幹部及黨員共十四具屍體，只因他們在押往刑場的路上高呼口號、唱國際歌，導致駕駛驚慌而險些發生車禍，因此竟在死後被「罰」曝屍一日。其中，就有葉盛吉的老師臺大醫院內科主任許強（臺大醫院支部書記）在內。

葉盛吉烈士就義前照片

我們不知道葉盛吉在臨刑前是否看到他的老師橫屍在旁。但是，這兩案共涉及九十六名臺灣省籍中共黨員，包括多位醫界菁英在內，而其中二十五位臺籍菁英接連兩日先後魂斷法場，其餘五十八位被判十年或更高的徒刑。13對於臺灣省籍民眾而言，這是極具恐嚇力量的衝擊。經過1950年代國民黨特務統治下這種草菅人命、株連無度的白色恐怖，島內大多數人對任何與「左」沾邊的人事物都避之唯恐不及。

六十三年後的2013年，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建成並對外開放。在其花崗岩牆上鐫刻著八百多位當年在臺灣犧牲的「隱蔽戰線烈士」姓名。但是，由於大陸對當年島內政治案件缺乏深入研究，其中竟有六人是臺獨，另外至少四人與中共地下黨無關；反之，前述兩案中被槍決的二十五名臺籍地下黨人卻全未納入。14雖然這兩案中有各別的人在面對特務審訊時，不同程度地出賣了組織與同志15。但是亦有極力保護組織秘密、維護同志安全的忠貞黨員，其中，葉盛吉就是典型。

對於葉盛吉，不只大陸不夠重視16，島內的統派也如此。葉盛吉最早是在日本被注意，始於葉盛吉二高同學楊威理在日本《世界》雜誌1992年3月號發表的〈雙鄉記—一位臺灣知識分子的悲劇〉，同年夏天，楊威理再將此文發展成書，由岩波書店於1993年出版17。後來日本方面就不斷有人或媒體注意到葉盛吉這位曾經的「皇民化模範生」18。島內統派方面，最早是陳映真於1992年6月間將楊威理文改寫、翻譯，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經由戴國煇教授牽線，再將其書中譯（即《雙鄉記》），於1995年3月由人間出版社初版，2009年8月再版。但是此書並未引起統派對葉盛吉其歷史意義的足夠注意，導致後來對葉盛吉文書的保存、翻譯、出版、解讀幾乎都由臺獨「學者」掌握。例如，以撰寫臺灣左翼運動及人物而著名的島內作家藍博洲在2005出版了《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其中書寫了郭琇琮、蘇友鵬、胡寶珍、許強四位醫師的受難經過（郭、許犧牲，蘇、胡被判10年徒刑）19。在蒐集資料時，藍博洲連葉盛吉吸收入黨的顏世鴻都納入採訪，而顏世鴻在陳述自己入黨經過時不可能不提他所尊敬的葉學長，然而書中卻未提及葉盛吉這位「醫界良心」的大名。十五年後，藍博洲才在《臺聲》雜誌2020年24期上發表了一篇〈遲到的悼念：紀念1950年11月29日犧牲的葉盛吉醫師〉。相對而言，臺獨方面除了大量出版葉盛吉相關文書外，還將受到政治迫害的臺灣醫師不分統獨一網打盡，在2017年3月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出版了一本《醫人治世：白色恐怖受難醫師群像》，把葉盛吉納入其中，但是特別強調他「對臺灣鄉土認同」、「發現中國大陸有嚴重的貧窮與階級問題」、「他在遺書上寫下『我自始至終並無顛覆政府的意圖』」（第45頁），於是葉盛吉被蓄意曲解為又一位被國民黨「外來政權」殺害的「愛臺灣」的無辜青年。

整體而言，兩岸中國學者或媒體對葉盛吉這位留下最多一手資料的地下黨英烈之研究，還有很大的推進空間。反之，臺獨與日本對葉盛吉（及其同志們）的另類「重視」，則已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此事關係到歷史話語權，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些為了國家民族而犧牲的臺籍英烈，讓他們有如《無名英雄紀念碑銘》所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之知，乃至殞後無名」，那就是後人之過，而且是將兩岸統一的大義拱手讓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像葉盛吉這樣的英雄、先鋒，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追思、紀念、銘記。

為了拋磚引玉，我們特先就幾個與葉盛吉的歷史地位相關的問題進行探討與澄清。

葉盛吉不負初心

如果有人懷疑葉盛吉在被捕後背棄了初衷，那麼可能是因為以下三個誤解或曲解。

一、葉盛吉信了基督教？

葉盛吉作為共產黨員，按照黨章不能信仰任何宗教。但是，如其岳父郭孟揚所敘，「盛吉花了40天精讀『新約』聖經。……每週寄出的信都有查經時的聖句，以及對聖句的感想。」20確實，葉盛吉被捕後與岳父家（包括妻子）的來往書信，幾乎都表現出他已「信耶穌」，或者正在「逐步皈依」基督教。這導致當他被槍決後，郭孟揚如此想像葉盛吉面臨死亡的場景：「他就這樣樸素地被帶了出來，從容地步入刑場，像是被帶走的羔羊，柔和地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在這曠野的一角，他泰然自若，悄然平和地在天使的守護下，順從了神的經綸。他想必是向神祈禱保守他的父親、母親、岳父、岳母、妻子、兒子後才離世。想起來雖然哀傷也莊嚴。與其哭泣更應該感謝。能死在主的身邊也是種幸福。」21如果葉盛吉信了基督教，那就表示他背棄了自己的黨員身分。但是，在他臨刑時夾在《聖經》裡、用領帶綑在腰上的《自敘傳》及給顏世鴻的信裡，真相卻是另一面目。

被捕後，由於葉盛吉已做了必死的準備，為使他那還未滿月的兒子葉光毅長大後能真正認識自己的父親，他在1950年10月24至27日寫下一萬五千字的《自敘傳》，最後並註明「爸爸送此文給忍耐辛苦的淑姿及尚未見面的可愛光毅」。但是，他不能寫明戰後入黨這一段，因此他的結語只是：「日本敗戰與中國勝利，以及臺灣的光復，對我們來說無論主觀或客觀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影響，且到今天仍然持續。」22與此同時，整篇自敘沒有一字提及信教。可見對他人生最後五年影響最大的，絕非「上帝」或耶穌，而是「日本敗戰與中國勝利，以及臺灣的光復」！換言之，他的終極關懷，仍然是大中國的未來，無關上帝。23

最重要的是，他與顏世鴻是同志，彼此最了解對方的心性志趣，因此他特別在10月23日寫了一封短信給顏，賦予了重託：告訴他的家人和「友人」（實即其他同志），他初心未改。而短信內容主要就是兩點：一、他未信教，二、他沒叛黨。

首先，葉盛吉向顏世鴻致歉：「造成這樣的結果深感遣憾，也實在對不起你，但也沒有辦法。」當然，他也知道顏世鴻非小人物，不會怪他。接著，他就說明自己假裝信教只是為了安慰岳家：「我每週都寫信給父母、岳父母和內人。他們可能不太清楚我的事情（編按：指他入黨、犧牲的原委），這就是我所放心不下的地方。尤其岳父母和內人是基督徒，較難讓他們理解我的心情，甚至是無法讓他們理解，我每次寫信，都很費心地想該如何才能安慰他們。現在我只盼望他們能安心。」換言之，他為了安慰岳家，只好假裝「信主得救」，但他是個光明磊落的君子，當然不希望欺矇至親，也不希望同志誤解，因此他重託顏世鴻：「希望你銘記一件事。我的想法還是和過去一年多以來和你談過的都一樣，相信你都很清楚，而我周圍親近的友人們應該也都一樣很清楚。……我唯一想拜託你的事，是希望將來你能將我的想法轉告我家人，而且也代為向友人說明相關事情。」最後，他交代顏世鴻：「請保重身體，一定要健康地堅持到最後。」這「最後」一語，指的當然是他們朝思暮想的新中國。24

當時，顏世鴻自己身陷囹圄，只好請妹妹顏一秀去郭家轉達。1951年2月9日傍晚顏一秀到郭家，「不斷地說，宗教可以拯救一個人的靈魂，主義也可以拯救一個人的靈魂，既然他的靈魂已獲得救贖，那麼是活是死就無所謂了。」25顯然，顏世鴻知道葉盛吉是為主義而死，顏一秀也盡可能地轉達了顏世鴻對葉盛吉的理解。然而最後郭家人仍各取所需，郭淑姿在顏一秀來訪當日的日記中寫下她的理解：「為主義而活，為主義而死。最後他終於接受了宗教。」26郭孟揚日後將他為日本戰死的長子郭朝三與為中華民族犧牲的女婿葉盛吉相比，寫下：「朝三出征一去不回，而你回臺灣……還是聰明的，再次踏上故國的土地。許多不知道民族英雄鄭成功的青年都為萬世一系的天皇陛下而死。……在不明就裡中失去生命。許多忠實的臺灣青年由於民族意識不夠而無法自救。你已化為乾枯的白骨，還說什麼意識？什麼象徵？宗教超越所有民族活在愛之中。愛是神的一切。神愛民族，也期待民族的發展。」27於是，郭家的人都得到自我安慰，但還是不理解葉盛吉為什麼不信教。

二、葉盛吉向國民黨悔過？

葉盛吉在臨刑前的11月24日，於獄中寫了一篇形同「悔過書」的報告，臺獨很愛引用其內容來「證明」葉盛吉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誤上賊船，但殘暴的中國國民黨仍將他槍決，以此一箭雙雕，醜化中國。該報告中寫道：「我深切地反省到我參加匪黨是我生命史上莫大的恥辱。……可是我自始至終並無顛覆政府的意圖。……我決心要澈〔徹〕底改過自新，永遠脫離匪黨，重歸政府的懷抱，重新做一個良好的國民。謹特……准予改過自新，俾得早日繼續研究防瘧工作，以便將來報效國家、報效民族。」28但是，在當時的特務政治下葉盛吉必然知道：要爭取「自新」的待遇，勢必要出賣大量且重要的黨內機密，並且日後永遠甘當國民黨的鷹犬，而如此尚且不一定奏效29。然而葉盛吉除了表示「悔過」，並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或多餘的表態，而且「自新」後也只是要「繼續研究防瘧工作」，對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毫無利用價值。顯然這紙悔過書只在試探國民黨「萬一」尚存的「善念」，並無真正叛黨悔過的意圖。

在中共黨史上，為了保存有生力量，就有過被捕下獄的黨員奉命「悔過」出獄的例子。例如1931年6月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判八年徒刑。1936年夏，為免日軍占領華北後造成中共被押幹部犧牲，經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建議，薄一波等五十四人便以各被押人員在退黨反共「自白書」上畫押的方式，換取出獄。可見在特定條件下，中共會為了保護革命力量而採取靈活策略。同樣地，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立即介入臺海，解放臺灣被無限期延後，此時葉盛吉在不出賣組織的前提下爭取生存機會，實際上即是保存地下黨的有生力量，是正確之舉。而一如上文所引葉盛吉給顏世鴻的遺書所言：「我的想法還是和過去一年多以來和你談過的都一樣」，其又何悔之有？

三、葉盛吉出賣了同志（顏世鴻）？

葉盛吉的「訊問筆錄」顯示，他確實招出自己吸收顏世鴻入黨。30但事實是，此前其上級楊廷椅、陳水木已經把他及「顏某」寫在組織關係表裡31，他根本保不住顏世鴻。即使如此，葉盛吉除了在9月3日該案軍事法庭開庭時，趁著與顏世鴻擦肩而過，輕聲對顏說「一切推給我」32，他還在口供上盡量為顏世鴻開脫。首先，他把顏世鴻宣誓入黨的時間從1950年1月延到2月，這樣至少可以保護顏世鴻在1月間的活動。33其次，他把吸收顏世鴻說成是「上級催迫……故匆促將顏拉入組織」34，而他在前述「悔過書」中還特別寫上選中顏世鴻的原因僅是因顏「也對研究環境衛生有興趣」35。這些「做球」的細節，都可看出葉盛吉維護同志的細心與苦心。然而，也許是怕與其他人的口供不符，顏世鴻卻未接好這兩球。當特務給顏看葉盛吉的審訊紀錄時，顏不但主動「更正」了自己入黨的時間在1月23日36，還於法庭上承認自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37。但是，葉盛吉保護黨組織和同志、朋友的最主要一招——把自己的入黨時間從1948年8月底延後到9月由上海回臺後，則既保護了一同赴祖國參訪的其他四位同學，也保護了他在大陸接觸到的白區地下黨組織。於是，從他隱瞞入黨的真實日期，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細心而堅定地遵守他入黨誓詞中的「保守黨的秘密」和「永不叛黨」。

葉盛吉的入黨日期

葉盛吉在1950年5月29日被捕後始終一口咬定自己是在1948年9月於臺北市入黨38，也就是在他唯一一次走訪大陸（上海、杭州、南京、蘇州）回臺後入黨。但實際上他應該是在出發前的1948年8月30日入黨。理由如下：

首先，葉盛吉1948年7月25日日記中記載：「下午與老楊（編按：即楊威理）去波麗路39，胡氏40也來了，在清凉的電扇下用餐。」41據其好友楊威理記述當天的談話：「這次，我們關切的焦點是後國［民］黨時代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了。當時，國共兩黨在大陸繼續進行殊死的武裝鬥爭，而蔣介石的失敗已在眼前。我們兩人都眺望著正在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的一輪紅日，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42而葉在8月30日的日記最後出現「System！」43一詞（見下圖）。楊威理認為這個詞「具有組織、系統和機構的意思」，應該是指黨的組織，而其後的驚歎號則是表示葉強烈的入黨決心。44他倆先前的談話既然已聚焦於「建設新中國」，可見那冉冉升起的「一輪紅日」就是中國共產黨，而葉的日記中只有8月30日有暗示入黨的「System！」一詞，顯然有其意義。對照葉盛吉在1950年1月23日吸收顏世鴻入黨當天，在日記中寫下「晚上有SuiPi」45，據楊威理解釋，「SuiPi」就是C.P.，即Communist Party〔共產黨〕的簡寫，日期也與顏世鴻的記載一致46，可證葉盛吉確實會以隱語記下與地下黨組織有關重大事項。如果他對顏世鴻入黨都記載於日記，那麼他自己入黨更不可能毫無蹤影，而「System！」就是最可能的雪泥鴻爪。

其次，根據楊威理所敘，葉盛吉的入黨介紹人劉沼光是在1948年8月下旬為避免國民黨追捕而離開臺灣的47，因此葉盛吉不可能在9月在臺灣入黨。雖然葉盛吉在受審時說：劉沼光在1948年10月「行蹤不明」48，因此許多人都據此認為劉是在10月才逃離臺灣的。但這顯然是為了配合他堅持的「9月於臺北市入黨」49而說的，不足為據。連臺獨學者都注意到：「由於他在9月3日到9月25日前往上海等地參訪，行前和返臺後特別忙碌，日記中也看不出任何蛛絲馬跡，似乎該月加入的可能性不大。……楊威理在為葉盛吉作傳時提出1948年8月30日日記中最後一個字是『system』，是他即將加入（共產黨）的表現，反而有些可信。」50所以，最合理的推斷是：劉沼光刻意在1948年8月底離臺前夕吸收葉盛吉入黨，以接替他擔任臺大醫學院支部書記。

至於葉盛吉在被捕後的考慮，應該如下：縱使他走訪過的上海、杭州、南京、蘇州等地已在1949年5月底前全部解放，國民黨殘餘政權也在同年12月退據臺灣，但是由於葉在上海見過的張錫祺（顏世鴻的二舅，後詳）與許多臺灣人有關，而且許多來臺的大陸人都從上海地區撤出，因此葉盛吉若供認他是去大陸前入黨，那麼國民黨特務勢必會追問他9月在大陸的行程。如此則不僅會牽連到與他同行的另外四位醫學系同學（特別是他所敬重的胡秀山學長），還會使特務有藉口在島內擴大辦案，株連更廣。於是，葉盛吉為了保護組織與同志，必須把去大陸參訪與其入黨切割，那他就只能堅持是在回臺後入黨——反正他的入黨介紹人劉沼光已不在臺灣，特務無從查證。

所以，葉盛吉是以中國共產黨臺灣地下黨員的身分在1949年9月1日由基隆搭船去上海，直到9月25日再回到臺灣。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他在大陸有沒有與上海的上級黨組織聯繫過？

根據他的日記，以及他從上海帶回來的一幅隸書書法作品，我們可以相當肯定：有！

葉盛吉同志在上海

我們從葉盛吉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他的行程並非只是參訪醫院、學校或風景名勝，而是另有玄機。

包含葉盛吉在內的五位醫學生於9月3日到達上海後，立即入住著名眼科醫學博士張錫祺主持的東南醫學院宿舍，並於當天去張錫祺開設的光華眼科醫院見了張；後來在9月6日下午葉再去張錫祺宅與張及其同事長談；在離開上海回臺的前一天（9月22日）傍晚，葉又再去張宅道別。首先，張錫祺與葉盛吉非親非故，當時葉盛吉與張錫祺的眼科學生顏興之子（即其學弟顏世鴻）也無深交51，因此張錫祺會如此接待葉盛吉一行，以及葉盛吉屢次拜訪張錫祺，顯然另有原因。其次，細讀葉盛吉的日記，他三訪張錫祺，除了首次在光華眼科醫院應該是五人同去，後兩次都是到張錫祺私宅，應該只有葉一人往訪，他的另四位同學不會知道他見到什麼人。那麼，在這種人數較少、私密性較高的會見裡，張錫祺會介紹誰跟葉盛吉見面？

自從張錫祺在1930年從高雄來到上海開辦光華眼科醫院起，張和他的醫院就與中共地下黨長期相關。從高雄跟張錫祺來上海的江寧靜是中共黨員（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地下交通員），「據江寧靜回憶，當時光華醫院是中共地下交通站聯絡點，接待過陸定一、潘漢年、黃良翌、許滌新等很多著名共產黨人，長期為黨傳遞信息。1934年王學文轉移到上海，江寧靜接受王單線領導，每周在光華醫院碰頭一次，收轉黨內信件。有時還在光華聚會。這些情形，對張先生和馬績夫人（編按：張錫祺的日籍妻子，原名馬場崎績子）來說，都不是秘密。先生和師母還接待過許多所謂病人，如李克農同志兩次住『光華』作『病人』，安全地避開了白色恐怖。王學文曾請張先生為烈士彭湃的兒子去蘇聯籌措旅費，馬績夫人還親手織毛衣為之送行。黨的一大代表、時任大學教授的李達同志及進步作家白薇、楊騷等都在『光華』住過。在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籠罩下，先生還為進步組織華聯通訊社掩護過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這些雖是幾十年前的事，但仍銘刻在江寧靜、許滌新、王學文等人的記憶之中。」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成立王芃生領導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在上海設站，並委任張錫祺的堂弟張錫鈞為站長，進行情報工作。包括《遠望》創辦人陳其昌及張錫祺等愛國臺灣人以及中共地下黨，又透過張氏兄弟的關係參與到抗日的情報戰中。中共方面的活動，便是以光華眼科醫院為掩護。抗戰勝利後，許滌新還帶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去請張錫祺治療眼疾，鄧還轉達周恩來對張錫祺的問候。然而，也因張錫祺與中共往來密切，使他在抗戰前的1934年被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誘捕，關押半年，才被地下黨營救出獄。抗戰末期，1945年7月，又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拷問。52顯然，張錫祺與中共地下黨的長期合作關係，才是葉盛吉與張錫祺素昧平生卻一見如故的原因。

當時中共臺灣省工委歸上海局領導53，葉盛吉既然在赴上海前夕在臺灣入黨，那麼他在上海期間當然會與上海局的上級領導聯繫。而張錫祺醫師的東南醫學院和光華眼科正是學醫的新黨員葉盛吉聯繫上海局的最佳掩護。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斷：葉盛吉在上海期間經由張錫祺或其身邊的地下黨同志安排，見到了上海局的領導幹部，並接受了工作指示。葉盛吉兩次訪張私宅，應該就是為了與上海局的上級接頭。但是他究竟見到誰、談了什麼，除非上海局有留下檔案紀錄，否則無從考證。

不過，由葉盛吉從上海攜回臺灣的一幅字（見圖三），可以使我們大略體會上海局同志對葉盛吉這位新進黨員的期許。

這一幅隸書字幅，乍看之下，只覺得運筆者書法功力甚深，但若細讀其內容，就會知道這絕對不只是一般的書法藝術作品，而是葉盛吉與中共上海局黨組織聯繫的重要證物。

書寫者「迅虹」究係何人尚不詳，但有可能是「迅紅」的同音化名，暗示「舊中國迅速變紅、新中國即將成立」，「一輪紅日」正在中華大地上升起。字幅內容則取自宋代詞人李彌遜所作〈十樣花〉十闋詞54中的最後一闋。原詞詠紅藥（即芍藥）花，如下：「陌上風光濃處，紅藥一番經雨。把酒遶芳叢，花解語。勸春住，莫教容易去。」書寫者匠心獨運，將「紅藥」改成「紅葉」，將「勸春住」改成「勸君住」，於是寫成：「陌上風光濃處，紅葉一番經雨。把酒遶芳叢，花解語。勸君住，莫教容易去。」

兩處修改意義如下：

一、「紅藥」原為花名，一經改為「紅葉」，便可用來象徵中共黨人的氣節操守。中共有自比「紅葉」的傳統。例如：

（一）毛澤東於1925年寫的〈沁園春．長沙〉中，「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就是以滿山紅葉比喻革命高潮。

（二）中共黨人經常以紅葉的鮮紅與熱血意味，比喻黨員的精神與品格。例如，1966年秋，陳毅元帥遊北京西山，見滿山紅葉，即景抒情，寫下《題西山紅葉》，十四句裡「紅葉」出現八次，即是一例。

（三）電視劇《紅葉》、《香山葉正紅》、《遠山的紅葉》等，均是以「紅葉」比擬中共的革命運動或黨員氣節。

二、「勸春住」改為「勸君住」，意旨更加明確。「勸君住，莫教容易去」，意思是：「勸您堅持初心，莫輕易放棄。」

於是，原本只是詞人詠花之作，稍加改動，便成為對新同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遠大期許！以詞寄望，寓意深遠。

葉盛吉在祖國看到了什麼

葉盛吉回臺灣以後，寫了一篇〈內地歸來〉，刊在1948年11月27日的《臺大學生新聞》上。他寫道：「我們訪問了浙江大學，與……臺籍公費生會見時，大家莫不感到現實教育力量的偉大，僅僅不到二年的學校生活，他們所受到的影響與感化是極大的，並使他們有了一個對現實的正確的見解。55在我們看到的不論是上海同濟大學，或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們，雖然在戰後不充分的設備，不安定的環境之下專賴公費生活，住在狹隘的宿舍中二層三層的床鋪上，但是在他們的生活中有一個指導原理（編按：指方向感、使命感），同時在分化的學問生活中有一種極深刻的有機的關聯的印象（編按：指大局觀、歸屬感）。所謂指導原理，無疑地是從戰後急遽轉變（編按：實即國共內戰）的中國社會中得來的，因此沒有紙上空論，一切都從現實出發，所以大都富有實踐的能力。他們在激烈的壁報和眾多的課外活動（編按：即各種學生運動）的基礎上，漸漸地把影響擴展開來。此點與尚在特殊環境（編按：指疏離於大陸之外）中的我們臺灣的大學生生活有顯著的不同。」56接著當他寫到在上海見到的貧富差距、社會階層分隔造成的內耗時，他卻仍看到：「在此惡劣的環境的縫隙之中，中國學生覺悟了歷史給予知識分子的使命，因而把握此指導原理充滿著向前邁進的勇氣。但是臺灣學生也曾經驗過的日本大學生的沈滯，對社會的關心和改革的念頭連影子都沒有，完全陷於利己主義的頹廢之中，在那樣如死的沈寂之中連一點塵埃也看不出，而這裡（編按：指大陸）卻有針對現實，克服困難的五四運動的傅統力量，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中國學生所持有的特殊的強力。」57

這就是葉盛吉在即將崩潰的國統區看到的祖國大陸——混亂中有方向、內耗中有力量、腐敗中有新生、絕望中有曙光。簡言之，他親眼見到了「一輪紅日」，看到了黎明。

於是，他在文章中以肯定的語氣寫下：「祖國的天空是美麗的！」58

我以我血薦軒轅

葉盛吉到訪時的上海局領導群體中並無以書法名世者59，估計他從上海帶回的字幅應是另請高人命筆。這位高人「迅虹」刻意選用較不常見的宋詞來改寫，遂不易被國民黨特務察覺其深意，當年葉盛吉才方便帶回臺灣。並且在葉盛吉犧牲後，葉家歷經無數次抄家搜索，這幅字仍能倖存至今，成為葉盛吉烈士與上海局聯繫過的唯一證物。葉盛吉不負初心，在從上海歸來兩年又兩個月之後，他的熱血，便撒在臺北馬場町刑場上。

睹物思人，更覺得葉盛吉見危受命、守死善道，而後由顏世鴻「堅持到最後」的愛國赤誠，實為另一種「去留肝膽兩崑崙」。

1936年冬天，陳毅在梅嶺（大庾嶺）被國民黨軍隊圍困二十餘天，彈盡援絕，寫下了絕筆詩《梅嶺三章》。雖然西安事變爆發後國民黨突然撤兵，使陳毅得以繼續奮鬥，但其第三首正好用來紀念捨身取義的葉盛吉：

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

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葉盛吉與顏世鴻這兩片飽經風吹雨打的紅葉，雖然一去一留，但都做到了「勸君住，莫教容易去」。值此葉盛吉先生百年誕辰之際，臺獨上演末日瘋狂，「一輪紅日」映照臺海，「人間遍種自由花」應為時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