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也因此對臺灣非常關注。我去過臺灣十多次，21世紀以來的臺灣大選我基本都前去觀選。特別是上一次2024年大選，我是唯一一個去臺灣現場觀選的大陸學者。所以我可以把這兩個視角結合起來。
從歷史視角看，兩岸統一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中國正在做最後的三個準備：一是軍事準備，主要是威懾和底線手段。二是統一後的治理。三是外交博弈。我們今天談的就是外交博弈。
大家或許有疑問，臺灣既然是中國內政，為什麼還要考慮外交博弈。因為臺灣問題的解決和解決方式已經是影響全球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大國都會從自己角度做出反應。當年香港回歸談判比較順利，原因就在於當時中國和西方是冷戰時的盟友，美國也支持去殖民化。當時英國都會把談判進展發給美國，徵求美國意見。英國是想憑藉美國加大自己的談判籌碼，美國則是需要中國對抗蘇聯，因此選擇支持中國。
1990年德國的統一，當時英國和法國強烈反對。他們國家元首積極遊說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一起阻止德國統一。但美國為了證明取得冷戰勝利，支持德國統一。蘇聯經濟很困難，德國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75億美元貸款，大量的食品，換取了蘇聯的支持。後來德國也承認二戰後簽訂的領土條約，也同意放棄德國馬克加入歐元，才最終換取英法接受。
所以今天兩岸統一，要想代價最小，外交博弈不可避免。事實上，自從兩岸分治，外交博弈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包括我們加入聯合國。就在前幾天，臺灣領導人賴清德想出訪非洲唯一一個還承認它的國家史瓦帝尼，結果在出發前一刻，三個非洲國家取消領空許可權，所謂的出訪就不得不取消。
結構性對抗下的外交空間：中美圍繞臺灣的三重博弈
今天圍繞臺灣的外交博弈核心是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統一。
大國博弈主要是中美和中歐。
我們先看中美關係。
從結構上講，中美是戰略博弈。即美國認為中國是唯一能取代它霸主地位的國家，所以必須進行遏制。中國則認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阻力就是美國。
從人類歷史上來看，今天中美之間的衝突並不令人意外：即一個守成霸主國家對一個新興國家進行打壓。這是國家利益使然。
所以臺灣問題在美國眼裡是遏制中國崛起的工具。在中國眼裡，則是實現復興的最後一步。目前擔任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A. Colby）2018年出版《否決戰略》（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提出在臺海引發一場衝突，達到犧牲臺灣人生命、遏制中國進而捍衛美國霸主地位的目的。他的職務相當於國防部三號人物，僅次於部長和副部長。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國防部副助理部長。中美雙方打的都是明牌，陽謀，沒有陰謀了。
因此，臺灣就成了中美博弈的焦點之一。其他還有科技如芯片。
這是不是說中美在臺灣問題就沒有任何外交空間？無法通過外交來解決？這倒不是，外交還是有三重作用。
第一，在攤牌前，管控好中美關係和臺海穩定。
中美關係鬥而不破，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有助於我們的發展和對臺進行全面的統一準備。美國對臺海問題的表態，對臺灣當局的影響很大。這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民進黨主張臺獨，卻不敢宣布臺獨從而令臺海提前攤牌，就是因為美國明確表態不支持臺獨。2024年臺灣大選結果一出爐，記者問拜登，他脫口而出就是一句話：不支持臺獨。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問大陸，民進黨攻擊她，她一句話就回應了：美國總統都要到中國大陸訪問，我們為什麼不能去？
第二，由於兩個原因，美國也正在嘗試與中國共存，分享權力。
一是美國已經明確意識到通過遏制來阻撓中國發展已經不可能，最多也只能是拖延中國復興的速度，早晚會有質變的一天。所以2009年美國奧巴馬政府就第一次提出G2概念，即中美共治。去年2025年中美元首峰會，特朗普再一次提出G2，並明確表示歐洲、俄羅斯和日本坐在另一桌。
二是從美國的角度，如果要想在中國成功崛起後仍然保住霸主地位，就需要中國的支持。如果雙方攤牌哪怕是打一場常規戰爭，即使不升級為核戰爭或者美國取勝，它的元氣也會受到重創，它的霸主地位也保不住。其他強國如俄羅斯、歐盟、甚至德國和日本也都會藉機追求霸主地位。
這個結果它們也通過多次軍事推演驗證了。我就說最新的兩次。一次是去年美國國防部去年12月進行的機密兵推中承認，美國已經失去對中國的壓倒性軍事優勢。美國連一枚高超音速導彈都沒有部署。中國已有充足的庫存。今年1月則是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潮汐波」（TIDALWAVE）報告，結論是美軍將在臺海衝突中遭遇「災難性損失」，面臨結構性戰敗風險。它是用AI驅動模型得出的量化數據：前沿基地飛機90%被摧毀在地面，關鍵彈藥5到7天就告急，35至40天完全耗盡。這還是美伊戰爭爆發前的估計，而這次美國打伊朗消耗的愛國者攔截導彈（1200枚）是2025年產量的2倍，戰斧導彈（1000枚）是年採購量的10倍、遠程巡航導彈（1100枚）消耗了為應對中國而儲備的一半庫存，薩德導彈消耗一半庫存。
由於結論過於嚴峻，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甚至要求報告在公開發布前刪減關鍵細節，擔心暴露美軍弱點。
其實僅打一場關稅戰，中國擁有的稀土牌就已經令美國無法承受，而不得不和中國談判休戰。上面提到的美國導彈以及所有的精確制導武器、智能炸彈和雷達制導武器，都需要中國的稀土。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遏制中國的同時也正在尋求與中國共存的方法。但如果臺灣問題不解決，這一戰略是無法成功的。美國也需要找到一個外交解決的方式。
總之，我不認為今天美國會為了臺灣和中國這個核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發生戰爭。臺灣畢竟不是夏威夷。
第三，目前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已經成為主導思潮。這為雙方外交解決臺灣問題創造了新的條件。
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是美國優先，西半球優先，不要捲入外部衝突。它們對臺灣的立場是：臺灣太小，太遠，而中國太大，和臺灣太近。美國無力干預。美國應該把臺灣可能的風險變為當下的收益，所以強迫台積電在美國建廠、要求臺灣向美投資5000億美元以及大額軍售。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在臺灣問題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時候，他對我們的習主席說我可以幫忙對付臺灣那個女人。當時的臺灣領導人是蔡英文。所以5月份特朗普訪問中國，我個人認為是有可能在臺灣問題上有突破的。
即使是美國的建制派，同樣有很多人認為應該和中國進行交易。2011年希拉里任國務卿時，其幕僚蘇利文（Jacob J. Sullivan）曾將一位前哈佛大學學者保羅．凱恩（Paul V. Kane）在11月10日《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為拯救我們的經濟，放棄臺灣吧！〉（To Save Our Economy, Ditch Taiwan）寄給她。這篇文章提出以一萬億美元外債和中國換臺灣。希拉里的回覆是這個主意不錯。後來希拉里的郵件被黑客破解，這些內容被公之於眾。哈佛大學和《紐約時報》在美國是有特定地位的，有點類似於中央黨校學者在《人民日報》發文。可以說是代表了部分主流菁英的看法。這個蘇利文後來就成了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就是基辛格進行秘密的中美破冰任務時擔任的職務。
就在最近一年內，多個美國智庫、學者以及前軍方人士公開發表文章，建議美國放棄臺灣。主要理由是風險過高，代價過大，臺灣非核心利益，戰略收益極低。當然它們仍主張支持臺灣強化抵抗能力，發揮烏克蘭消耗俄羅斯國力的作用。
2026年1月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已經不提臺灣，將重心轉向本土。同年3月公布的美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的《2026美國情報社群年度威脅評估》（2026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認為美國干預臺海對各方都無好處，且「若條件允許，中方更傾向於通過非軍事手段實現統一。」
我的結論是：隨著中國的崛起難以阻止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雙方通過外交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大幅提升。
中歐關係中美化
下面我們再談中歐博弈。
中歐圍繞臺灣的博弈從重要性上講要明顯低於中美，但並不能忽略不計，而且還非常複雜。今天中歐關係的特點是特朗普再度執政後，中歐關係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日益中美化。
特朗普重返白宮，全球各界特別是中國有一種預期：中歐關係將迎來一個明顯改善的歷史機遇。然而，儘管特朗普親俄、發動關稅戰、支持歐洲極右政黨、試圖吞併格陵蘭島威脅到歐洲的主權、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威脅到國際秩序等行為嚴重損害了歐洲的安全、經濟、團結和價值觀，但中歐關係卻並沒有出現與之相應的改善。相反的，各種衝突不減反升。特別是在2025年下半年接連出現惡性事件。
一是德國外長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l）訪華之行一度取消。此前，他多次發表涉臺不當言論，說什麼反對武力改變臺海現狀，這事關德國利益。但是當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他就不敢說反對武力改變中東現狀。上一次中德之間發生這樣的事情還是1996年，時任德國副總理和外長的金克爾（Klaus Kinkel）訪華行程被取消，當時也是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西藏事務。
二是荷蘭政府使用冷戰時的法律（1952年制訂），以國家安全為由，無視國際經濟規則，以該國前所未有的方式強行接管了中國企業安世半導體。這也是這部法律制訂以來第一次實行。和平時期以這種極端方式對待一家外國企業可謂空前。俄烏衝突發生後，俄羅斯和西方互相接管對方企業是因為戰爭。就是委內瑞拉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搞國有化也只是強行收購美國企業而已。由此可見此事件的惡劣。
三是歐洲議會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允許蕭美琴等「臺獨」頭面人物進入歐洲議會大樓出席年會並進行臺獨分裂活動。為此中國駐歐洲代表團連用四個「嚴重」表達抗議：嚴重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衝擊中歐政治互信。當然中國出於戰略考慮，沒有進行報復。
以上三起事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歐洲在和中國對抗方面來講，竟然走得比美國更遠。
系統性競爭對手：歐洲對華認知的根源
中歐關係走向中美化的趨勢，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歐洲對美國的依賴。這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是中美關係。歷史上看，中歐關係就取決於中美關係。尼克松訪華之後，中歐才建交（中法於1964年1月底建交除外）。冷戰結束後，中美盟友關係不再，中歐關係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衝突不斷增多。2017年起美國放棄對華接觸政策改為全面遏制，在這個背景下，歐洲雖沒有完全跟隨，但中歐關係也隨之下行。
二是2022年俄烏衝突發生後，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又大幅空前強化。從安全、科技到能源，無不如此。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第一任期，歐洲還能夠和美國對打關稅戰，到了第二任期則不抵抗就完全接受了不平等貿易協定。問題在於，當歐洲面對特朗普的美國採取不抵抗主義政策時，中國這張牌、中國對歐洲的戰略平衡價值也就等於零。相反，歐洲為了迎合美國、拉住美國，會變本加厲的對待中國。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並未對中歐關係帶來紅利的原因。
第二是歐洲對中國本身的認知發生了質的變化。
2019年3月，歐盟發布《歐盟－中國：戰略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Qutlook）文件，首次把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非常不可思議的是，此時克里米亞事件已經發生，特朗普已經執政，歐洲面臨俄、美兩大國的挑戰。從正常的地緣政治邏輯，歐洲此時應該和中國聯手應對。但歐洲卻反其道而行之。
歸根結底，歐洲認為中國在治理模式、經濟體系和發展道路方面，不僅向世界提供了另一個選擇，還在全球範圍內挑戰了歐盟的利益、價值觀和影響力。特別是危及到了西方文明的統治地位。換言之，歐洲感受到的「中國威脅」主要是針對過去數百年歷史積累而成的西方文明主導地位和優越感，使得他們不願對中國復興的影響與意義務實以對。至於俄羅斯和美國只是某一方面威脅到歐洲而已。剛才提到的、近期發生的三大嚴重事件也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
所以此後六年的發展也證明，歐盟確實不是僅僅提出一個概念，而是切身力行的對待中國。後來發生的新冠疫情、俄烏衝突，只不過加快和強化了這個趨勢，它們並不是因，只不過是催化劑。
我和法國學者的交流，也有同樣的結論。過去對華友好的學者不少，但現在幾乎為零。私下交流，說的也很坦率：他們無法接受一個中國主導的世界。
我說一個最新的例子。在美伊衝突發生後，全球油價暴漲，國際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嚴重依賴外部能源供給的歐洲更是深受其害。全球的關注點都在中東。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這個時候，3月20日，比利時媒體披露（注意這個時機點），比利時首相德韋弗（De Wever）致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呼籲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因為中國「正在摧毀我們的經濟」。還認為歐盟對華框架「合作夥伴、經濟競爭對手、制度性對手」已經過時，意思是只是制度性對手。歐洲二十一世紀以來，主權債務危機、2022年和今天的能源危機以及全球關稅戰都嚴重打擊了歐洲經濟，也都和中國無關，他卻得出結論中國正在摧毀歐洲經濟。這就是當下中歐關係的寫照。
也正是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也引發了第三個本不應該是問題的問題：臺灣，並成為當下中歐關係的第三個決定性因素。
本來，歐洲和美國不同，和臺灣沒有歷史糾葛。現在的歐洲也不再爭霸，臺灣對它並無戰略利益。更何況距離如此遙遠，歐洲即使想介入也缺乏手段。這也是為什麼長期以來中歐之間並不存在臺灣問題。
但近幾年來，歐洲越來越頻繁的介入臺海。議員層級、政府層級的涉臺交流、議會通過的涉臺法案大幅上升。2024年歐洲議會甚至通過涉及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議案，再度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決議。直至最新發生臺獨分子蕭美琴進入歐洲議會並發表演講的高度挑釁事件。
因為臺灣在今天的歐洲眼裡，一是它的價值在於能夠體現歐洲對美國的配合，對美國顯示它的重要性。二是中國作為系統性對手，歐洲打臺灣牌、阻撓中國統一就是最直接、最廉價的手段。三是它認為兩岸發生衝突，全世界包括歐洲都無法承受這個代價，因此一定要避免發生。目前就以阻撓中國為主要手段。四是歐洲認為臺灣問題的解決已經進入倒計時。它們不想重蹈俄烏衝突的覆轍：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太大，衝突發生後承受了重大損失。所以它不僅要預防衝突發生，還要考慮衝突發生後的應對。於是在這個背景下，不僅對臺灣的支持加大，同時還要擺脫對中國在關鍵原材料、供應鏈等方面的依賴，荷蘭半導體事件就是這個背景的產物，實質是為歐洲臆想的雙方攤牌作準備。
可以明確的說，如果我們武統臺灣，歐洲肯定是會對中國進行制裁，中歐關係走向對抗。
政經籌碼與極右轉向：對歐博弈的雙重路徑
那麼外交的空間在哪裡？有兩個：
第一，既然歐洲因中國統一將動搖西方主導權而不樂見兩岸衝突，我們可以反向操作，以真正不可承受的具體政治經濟代價為籌碼，迫使歐洲施壓臺灣接受統一。在「促成和平統一」與「武統臺灣造成的全球以及歐洲的不可承受的代價」之間，我認為歐洲應該會選擇前者。畢竟遠在亞洲的臺灣不是烏克蘭，也不是聯合國成員國。歐洲可以在幕後發揮相對中立第三方斡旋的角色，使得臺灣接受統一。
我舉一個例子，2008年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發生戰爭，這是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發生的事情。法國總統薩科奇以歐盟輪值國主席的身分介入。他和歐盟一樣一方面公開譴責俄羅斯，但另一方面又勸說格魯吉亞接受俄羅斯的條件，先撤軍。當時格魯吉亞總統拒絕接受，薩科奇一句話就擺平了：你以為美國人會來嗎？而且隨後俄羅斯承認了格魯吉亞境內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格魯吉亞也只能接受苦果。整個事件歐盟唯一的制裁措施就是暫時凍結與俄羅斯啟動新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談判。原因就在於歐盟和俄羅斯的安全、經濟利益太大，它不希望歐洲發生戰爭，而且四分之一的石油、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
其實俄烏衝突前，歐盟也是盡全力斡旋，從利益和歷史邏輯上講，也會相當滿足俄羅斯的要求。只是俄羅斯太相信自己的軍事力量，也太相信歐盟不會放棄自己的能源。
僅就臺灣而言，大陸武統，美國和歐洲都不可能出兵，如果制裁，代價也極為高昂。它們自己難以承受，歐洲和美國的民意也難以接受。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採格魯吉亞模式，逼臺灣妥協。
第二，等待歐洲極右政黨在法國和德國執政，中歐關係破冰並推動外交解決臺灣問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極右政治勢力在西方加速全面崛起。今天極右政治力量在歐盟二十七國中的六國執政或聯合執政（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荷蘭、比利時、瑞典）、特朗普則兩度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由於極右政治勢力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民眾支持，在現行西方民主體制下，整個歐盟極右化已經難以避免。特別是最重要的法國和德國，極右政黨的支持率都高居第一。
極右政黨執政能成為中歐關係破冰的原因主要有四個。
一是極右政黨認為它的首要敵人和威脅是外來移民，以及主張多元主義消解民族特性的政治菁英和放棄國家主權的全球主義者。相應的，他們執政首要的目標是恢復國家主權、強化本民族文化特性、驅逐外來移民。
這可從特朗普執政後的表現得以印證：他大量退出國際組織，以擺脫對美國的影響。同時禁止非洲和中東多個國家移民進入，嚴厲打擊非法移民，以維持白人的主導地位。同時實行單邊主義，極力反對全球化。當然在國內打擊政治反對派和不認同他的媒體之言行更是比比皆是。
在這種理念下，從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具體效果來看，即使中美戰略博弈的結構性因素都在，但中國不但不是美國唯一的打擊對象，連最重要的對象都算不上。比如它傾向俄羅斯的立場對歐盟安全造成很大的損害，但它和中國之間只是經濟爭端。同樣是採購俄羅斯石油，美國只制裁準盟友印度，但卻對中國只停留在口頭要求上。
二是極右政黨不認可西方的傳統價值觀，認為這是導致今天西方問題的根源。比如以人權為名接納大量難民，以自由之名任其在歐洲隨意流動，以民主為名給予他們投票權，並進而影響西方政治。
價值觀是傳統歐美政黨和中國發生衝突的主要領域。價值觀和經濟利益不同，無法妥協。傳統政黨認為中國的成功已經對它們的價值觀形成替代、構成挑戰，這是歐洲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的主要原因。極右政黨執政則消除了東西方最主要而且無法妥協的衝突點。
特朗普迄今為止的兩個任期中，中美雙方從來沒有在價值觀上發生過衝突。中美對抗都只是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關鍵原材料等領域。所以特朗普時代，中美之間不管對抗得多麼激烈，但往往可以很快達成妥協。
三是極右政黨都不是全球主義者，不願意卷入全球事務中，認為代價又高又沒有收益，放到國際現實中就是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干預他國內政，當然也包括干預中國內政，也是東西方對立和衝突的一個根源。
特朗普第一任期體現得很明顯，第二個任期則有很大變化，頻頻干預他國內政，包括歐盟。但他卻從不干預中國內政。當然特朗普這一年多的做法究竟是暫時性的還是根本性的改變，還需要觀察。不過即使以美國為例，歐洲的極右政黨要麼不干預他國內政，要麼無意干涉中國內政。
四是極右政黨注重具體的利益，因此它們往往更加務實，反而能正視國內、國外存在的問題。比如對移民問題和帶來的各種影響，傳統政黨都避而不談。對俄烏衝突，極右政黨認為軍事手段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再打也只是個無底洞，但傳統政黨卻要爭取最後正義的勝利。
像臺灣問題，特朗普就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臺灣這麼小，離美國這麼遠。中國這麼強大，臺灣又離大陸這麼近。但這樣實事求是的話傳統政黨是說不出口的，它們只會強調所謂的民主或自身的道義。特朗普則簡單乾脆：讓臺灣投資美國、台積電去設廠、強迫臺灣大量採購武器，先把風險轉為收益。
至於歐洲的極右政黨，更是連臺灣多看一眼都不會。
正是由於極右政黨的務實性，它們往往能處理好和各大國的關係。比如歐爾班（Viktor Orbán）領導的匈牙利作為西方眼裡的極右政府，它能和中國、俄羅斯、美國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才是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相反的，今天的歐盟則和中俄美關係都緊張。
此外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注重利益的極右政黨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它們同樣希望以經濟成功來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和政治理念。
因此，如果日益獲得歐洲民意支持的極右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執政，中歐將迎來新的歷史契機。此時的歐洲既不會視中國為威脅，也不會在價值觀上對立，更不會阻撓中國統一，而是追求合作共贏。到那時中歐才會重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俄日漁翁邏輯與外交促統的必要
最後我說一下俄羅斯和日本。俄羅斯最希望中國現在就武力統一，這樣就能一下從俄烏困境中擺脫出來，俄歐衝突就有可能演變成中歐美衝突，俄羅斯對中國依賴就會變成中國依賴俄羅斯。這也是中國統一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為什麼仍然需要藉助外交手段完成和平統一。
日本同樣希望中國現在就動手，因為它可以藉助臺灣令中美都兩敗俱傷，這樣日本不但可以擺脫美國的控制，還能重新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國家。這同樣也是兩岸統一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兩岸統一的歷史條件正在成熟
兩岸統一的歷史條件越來越成熟，一是中國的國力已大到難以遏制，二是美國右翼民粹執政下，中美關係交易性特點日益突出。即使民主黨獲勝，在民意的影響下也很難為了臺灣和中國攤牌。三是歐洲無法承受世界經濟秩序、政治秩序的崩潰，再加上自身右翼崛起並在越來越多國家執政，特別是2027年法國大選結果，將導致歐盟對臺灣的立場可能出現一個質的變化。
在這三個背景下，中國是有可能以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為後盾，以外交為手段實現和平統一。
最後我再說一下臺灣的最新民意，也日趨有利於和平統一。民意的變化也是受以上國際形勢影響的，如俄烏衝突的代價、大陸的持續崛起、特朗普執政、中東持續的衝突。
民主文教基金會在4月23日發布的兩岸民調，其中一題是「如果兩岸之間真的沒辦法再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擔心的是失去現在的生活方式和權利，還是比較擔心國號或名稱改變？」有67.4%的民眾更關切「生活方式與個人權利」，僅8.9%的人在意國號名稱。而在「誰能保障臺灣人的安全與幸福，我們就應該支持誰，不應該受到過去政治立場的影響」，同意的人高達65.8%。而在面對兩岸未來時，有高達55.2%的民眾認為臺灣已經很難繼續「維持現狀」，有61.6%的受訪者支持臺灣主動參與談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條件。
美麗島電子報和臺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臺灣社會對於身分認同與兩岸關係的看法正在改變，尤其以20幾歲到30歲出頭的年輕族群更為明顯。
20歲到30多歲的年輕族群，對「臺灣和中國同屬一個中國」這種說法接受度正在逐漸增加，而原本偏向支持臺灣獨立的比例則明顯下降。各個政黨支持者當中，認同「一個中國」表述的比例都在上升，尤其是以年輕人為主的民眾黨支持者變化最大，不過這樣的轉變並沒有進一步提升支持統一的比例。另一方面，臺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也顯示，從2024年12月到2025年10月之間，支持獨立的比例從52％下滑到44％，顯示不少民眾在主權議題上變得比較謹慎，而這種變化也同樣以年輕族群最為明顯。
中東衝突，也反映了臺灣的脆弱性。臺灣97%的能源依賴進口，打了一個多月，約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氣（LNG）供應受到干擾，臺灣的天然氣儲備僅能維持11天。除能源外，來自卡塔爾的硫磺和氦氣進口同樣受到嚴重干擾，直接威脅半導體產業。這些芯片廣泛應用於汽車、手機和計算機，同時也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美國既不願以身入局，如果大陸進行封鎖，臺灣很難堅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