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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於今（2016）年10、11月號，連載了〈葛超智眼中的「邊境之島」——臺灣〉一文，從中可窺見這位被臺獨捧成「用一生關注臺灣的美國人」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在二戰末期已經預見，美國可從日本對臺殖民半世紀所留下的複雜難題中，找到染指臺灣之機。

葛超智曾經留學本刊於今年10、11月號，連載了〈葛超智眼中的「邊境之島」──臺灣〉一文，從中可窺見，這位日本，日據時期的1937-1940年來臺教英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以臺灣通的身份毛遂自薦，任職於美國戰爭部軍事情報總部，輾轉派往美國海軍軍政學校工作，成立並領導臺灣研究小組，訓練將來占領臺灣時的美國軍政治理人員。1945年戰後，時任哥倫比亞大學內海軍軍政學校講師及研究員的葛超智再度回到台灣，先後以助理海軍隨員、外交官的身份，繼續進行情報工作，為美國利益服務。1

本期我們接著譯介葛超智在1947年10月15日發表於《遠東研究》（16卷18期）的〈臺灣回歸中國〉（Formosa's Return to China）一文。此文發表時，臺灣光復已經兩年，而距離他曾主動介入並煽動的二二八事件也已半年有餘。文中，葛極盡文筆之能事，刻畫大陸來臺人士對臺灣社會及民生的破壞，尤其是政府官員的道德與能力問題嚴重，藉以合理化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甚至臺民仇華情緒的發展。他寫道：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臺灣人很敬重蔣介石委員長為中國的元首，也崇敬孫中山，相信三民主義將會帶給受到日本控制並脫離祖國已經50年的臺灣一個和平與民主的時代。相較於中國，臺灣人享有在中國大陸難以望其項背的高生活水平以及經濟組織；他們絕大多數不是身為漢人就是漢人後裔，心中都渴望參與戰後中國的建設。簡言之，臺灣是中國戰後最富饒的戰利品。

蔣委員長派來管理臺灣島的陳儀將軍於1945年10月抵達臺灣，此後才數週內（按：此為葛的說法），臺灣人民就已開始說著「狗去豬來」。而陳儀將軍管理了18個月後，臺灣的經濟瀕臨崩潰，逾萬名臺灣人被殺或失蹤（按：此係葛的版本），島上的人民起來反叛並且心生怨恨。陳儀將軍是國民黨內所謂「自由派」的政學系之一員（按：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下有三個親信派系：其一，國民黨軍校系統的「黃埔系」，由出身黃埔軍校者所組成，又稱為「復興系」；他們稱蔣介石為「校長」。其二，國民黨黨務系統的「CC系」。北伐期間蔣介石把國民黨的組織部交給陳果夫，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從此長期掌握國民黨的組織部。所以，一說CC即指二陳；另一說，CC係指二陳成立〔黨的〕「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所納入的自己派系。CC系稱蔣介石為「總裁」。其三，組織相對鬆散、思想相對自由化的「政學系」，他們是蔣介石身邊學術或政治地位較高的學者或政客，與蔣介石屬於平輩、朋友關係，稱蔣介石為「委員長」或「蔣主席」；王世杰、陳儀、雷震等人屬之。以上三系統之間，彼此互不統屬並相互競爭），其來臺後的所作所為，已超越他在1934至1941年任職福建省主席時進行經濟破壞與流血迫害的紀錄。（按：1937年福建省政府遷往永安，當時許多左派知識份子隨之集中到永安，參與陳儀抗戰。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如果曾犯葛所指稱的惡政暴行，不可能出現這番情景。永安也是臺灣人輾轉進入大陸參加抗日的兩個重鎮之一，另一則是李友邦領導臺灣義勇隊所在的浙江精華。因此，葛所言，恐怕是何患無詞的莫須有。）然而1947年4月蔣介石委員長將陳儀從臺灣召回，並不意味著對其正式貶黜（按：葛是指，陳儀被召回後，即轉任浙江省省主席，顯非受懲罰）。此外，就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一位官員所說的，在陳儀主政時，臺灣的問題已嚴重到不是如何重建的問題，而是亟需解民於倒懸和內戰隱伏的問題了。

圍繞在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身邊的，是由各處處長（原為接收委員會各專門委員）形成的所謂他的「小內閣」。這其中尤為關鍵的人員，則是工礦處、財政處、民政處以及交通處處長們。這些人無可否認很能幹，他們都曾在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得勢時期，受訓於法國或德國。他們鄙視臺灣漢人（按：即「本省人」），對西方人親切友善，講話花言巧語，談起三民主義則滿是言不由衷。

陳儀及其同僚重組了所有的日資企業。獨立或個別的企業單位，如私人工廠、商店、或農場，被轉化為各中心公司的分支。舉例來說，每間獨立的造紙廠都變成臺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每家製糖公司都變成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然後這些專賣公司本身，又被置於其上層的統籌公司或企業集團的絕對管控當中。（按：即，由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或二者合組之日產接管部門管控單位2，如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查，1947年1月5日，行政長官公署制定《臺灣省公營事業組織通則》，凡本省各種公營事業均依公司法組織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公司；計屬於工礦類者有12公司，屬於農林類者有5公司，應分別組合為工礦及農林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尚有交通、專賣、保險、書局、醫藥等股份有限公司；同月成立臺灣樟腦公司，隸屬於專賣局3。）

臺灣省接收「前進指揮所」名錄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部分

依據 1945 年 9 月 20 日國民政府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於同年 9 月 28日接收臺灣的「前進指揮所」在重慶成立，由葛敬恩出任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前進指揮所」主任、范誦堯出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前進指揮所」副主任，二人並受任分別指派行政長官公署其他專員、及警備總司令部其他參謀人選。

（資料來源：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編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臺北，1946，頁 3-6；轉引自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1994，新化圖書有限公司，頁 65-68）

這些管控人員的親友，隨之變成其經理、主任、主管、審計員，領取薪資、紅利以及「殖民地津貼」。（按：戰後派往各地辦理接收並調任當地服務者，政府都立有津貼給付標準4；對大陸地區而言，臺灣、東北由於被視為偏遠地區，而且另有金融及貨幣發行系統，故當時派駐臺灣的公務員都享有額外津貼。葛超智一方面認為臺灣戰後是回歸祖國，一方面又矛盾地扭曲或戲稱該津貼為「殖民地津貼」，可見葛係基於美國利益，為美國染指臺灣預留正當性，刻意將所有進入臺灣的政權一概視同為殖民政權。）於是，資本資產只要是能挪用或能賣掉的，就開始消失不見了。行政措施上，只要可以，就會讓政府補貼流入自己青睞的公司。為了讓位給大陸來的無能親友，便將日人經營管理下訓練有素的臺灣人解雇的事情，變得司空見慣。有些公司在日本投降後並未恢復運作，在新的管理之下只管混日子，而職工照領乾薪。其他公司，如果只營運部分時段的，則盡可能地運作下去，直到政府無法再發放足夠的補貼為止。剩下某些極少數的公司，獲利也僅是差堪維持而已。

企業集團的結構

企業集團結構最頂端的那群人，彼此不吝在供應品、津貼、處所、交通以及外匯許可方面互相照顧。

工礦處處長下轄由12家公司組成的企業集團（按：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並享有20億臺幣的政府津貼。這個企業集團包括以下公司，每家公司的名稱都冠有「臺灣」二字：鐵工製品（臺灣鐵工製造有限公司）、鋼鐵機械（軸承和鍋爐）（臺灣鋼鐵機械有限公司）、化學製品（臺灣化學製藥有限公司）、印刷及其周邊（臺灣印刷紙業有限公司）、電工業（臺灣電工業有限公司）、營建工程（臺灣工程有限公司）、玻璃（臺灣玻璃工業有限公司）、工礦製品（臺灣工礦器材有限公司）、煤礦（臺灣煤礦有限公司）、窯瓦業（臺灣窯業有限公司）、紡織（臺灣紡織有限公司），以及油脂（臺灣油脂工業有限公司）。（按：原皆以分公司為名，如，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玻璃分公司。查，1947年春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12家分公司改名公文中，另有臺灣橡膠有限公司，但無臺灣鐵工製造有限公司，後者應歸臺灣鋼鐵機械有限公司所轄，屬不同層級5。）

農林處長管轄的企業集團（按：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以下公司，每家名稱亦皆都由「臺灣」開始：農產品（臺灣農產有限公司）、水產品（臺灣水產有限公司）、畜產品（臺灣畜產有限公司）、茶（臺灣茶業有限公司）、鳳梨（臺灣鳳梨有限公司），還有木材（按：確曾存在林產分公司籌備委員會及林產管理委員會，但公司未及成立，即因1946年5月中旬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而計畫撤銷6）。

交通處長控管的企業集團，則包含汽車、港務、貨運倉儲（臺灣通運公司）、客運輸旅（海運的臺灣航業有限公司）、鐵路公司（臺灣省鐵路貨物搬運公司），而鐵路公司轄下包含的是先前的私營鐵道和重要的輕便鐵道，而不包括主要的省政府鐵道；省府所屬鐵路另由一個特別委員會（即，鐵路管理委員會）營運。（按：查，「交通處長控管的企業集團」應該始終未正式成立，其他除臺灣通運公司、臺灣航業有限公司、臺灣省鐵路貨物搬運公司之外，則都仍由交通處各公務部門直轄，如港務歸基隆高雄港務局，航務歸航務管理局，陸運的客運輸旅歸公務局以及前述之鐵路管理委員會，郵電歸臺灣郵電管理局等等。7）

每一個處長掌控著自己行政領域內的許可權力和特權。個別的臺灣人，像是私營製造業者、店主、農業經營者、專業人士，從事任何經營活動都需要取得許可。儘管依法或許無需付費，但若是付錢給一名或多名負責申請及審批許可的相關官員，即可能避免「倒楣的延遲」。貨物的運輸、倉儲，國內交易合法化，和處理信用貸款等等，皆需要取得許可。因此，政府接收後的一年之間，中產階級臺灣人幾乎瀕臨破產。

戰後臺灣重建之行政體系簡表

（資料來源：張瑞成編《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1990，國民黨黨史會， 頁287-288。）

源於解雇以及公司關閉而造成的失業率，又因為超過10萬人從海外返臺（按：主要是臺籍日本兵）而更為加劇。此外，隨著第一波政府官員來臺的，第二波就是其親友，他們來臺尋求原本由臺灣人所擔任的工作；隨後的第三波，則是來自上海貧民窟的那些殘病又不識字的苦力。（按：貧民如何有能力買船票渡海來臺？而在當時臺灣勞力並不匱乏的情況下，誰又可能花錢投資殘病者遠從上海來臺灣工作？可見葛超智這段敘述完全不合理。）海關及檢疫關卡在行賄之後形同虛設。於是1946年鼠疫和霍亂爆發，而這是30年來它們第一次在臺灣出現。

商人的政府

從中國來臺的外省人不理會「重建」、「生產」這些字眼的含意，耽溺於從買賣中賺取超額利潤的渴望。這個政府就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日本投降之際，有58%的貸款餘額（未結清的貸款）運用在工業方面，而僅僅20%投入於商業。但到了1946年11月，貸款餘額竄升至52億臺幣左右，幾乎是1945年11月的兩倍。然而，不到1947年1月，投入工業的貸款已降至全部的26%，商業貸款則占了48%。貸款的重點已從生產徹底轉變為買賣了。而臺灣人不管是要投資工業或商業都無法借到錢，除非有來自大陸的人參與其間。

各式各樣的商品在「特殊情況」下被運出臺灣的事情，層出不窮。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例子，就是：臺灣有50萬噸的糖，日本人一投降，立即就在時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一聲命令下被運出了臺灣；那50萬噸的糖，代表著戰後臺灣當下營運上亟需的主要資本資產。（按：蔗糖係可立即換錢的經濟作物。但此處葛所稱的「50萬噸的糖」，實為15萬噸的敵糖，日本遺留臺灣而被接收，歸中央所有。後，臺糖公司奉令運至上海銷售，所得糖款依法盡歸國庫，引起臺灣民怨。228事件發生後，經白崇禧建議，所得一半分撥臺糖公司。8這裡葛超智不但誇大為50萬噸，並透過文脈，引導讀者判斷此係私相授受。）

最尋常的例子，則是從無人看管的房舍，以及入夜後從街道上的排水管上，拆下照明器具、門把、水表來出口。（按：葛藉此一方面表示大陸人都是強盜小偷，一方面顯示臺灣的生活及物質水平遠優於大陸。但事實是，當時大陸有些地方，如上海，就比臺灣富裕。）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在臺發配的供應物資，對大陸來臺的人來說，也證明是有利可圖的。（其在華機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NRRA的主任〔按：鄭南渭〕，曾擔任陳儀私人秘書將近20年。）外國觀察者推估，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以及台灣省政府，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捐贈的肥料，全部拿去販賣獲利了。同樣地，當位於臺灣西海岸之外、臺灣省政府下轄的澎湖群島發生饑荒為人所知時，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集結了供應品，並用小船跨越25英哩的海域運送來臺。這些補給品必須通過特定的檢查機構；然而，根據可靠消息報導，從檢查到發證或許可，每個機構都會從中剝削一部分下來。這些機構抱括：臺南海事警察、臺南運河安平海關、安平檢查站、安平海關、安平海事警察，還有澎湖海事警察、澎湖海關、澎湖稅捐處、澎湖警察局、澎湖海軍基地指揮部。在澎湖政府關鍵位置任職的一個秘書，上任兩周後，就能夠把15萬臺幣的存款運回家。（按：即，不但無須本錢拿去賣，而且賣的還是外國人跨海遠來的救濟品。葛藉此刻畫中國公職人員不但貪狠，窮兇惡極，而且人人皆是豺狼，全無良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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