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意識到美國實力的下降，為了讓美國再度偉大，他主要做了3件事情：一是通過減稅等措施重振美國經濟；二是通過退出多邊機制而減少世界領導負擔；三是通過加劇衝突而打擊對手或敵人。對於美國來說，第一件事情是基本做對了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第二件事情也並非完全錯誤，其背後的邏輯是實力下降的美國承擔不了過多的世界義務；第三件事情基本上是錯誤的，它讓美國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也抑制了其國內政策的效果。對於世界來說，這三件事情的負面影響就更大了，尤其是讓世界陷入自二戰以來最不安的局面，幾乎到了國國自危的程度。因此，有人認為，川普及其團隊是世界和平的敵人，這種說法並不過分。如果局勢進一步朝壞的方向發展，並進而爆發戰爭，那麼，他們就會在人類歷史的罪人群裡占據幾個位置。

新冠疫情的爆發也算是老天爺對他的懲罰，美國不僅付出了眾多的生命代價，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讓他第一項基本做對的事也打了水漂。如果美國選民還要讓他繼續在這個崗位上折騰下去，那麼，所謂「天理難容」的就不只是川普及其團隊了。

任何文明既有陽光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川普所聚攏的人馬代表了美國文明的陰暗面。這種陰暗面究竟是什麼呢？過去，人們常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現在漢語詞彙中又常常出現 「美西文明」，好像西方文明是一個完整的板塊，美國是這個板塊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可能只是表面現象，美國文明更多地源自不列顛島嶼上的海盜文明，不能簡單地說源自歐洲文明或英國文明。這個海盜文明由2個部分構成：一是商業個人主義，二是暴力冒險主義。前者構成美國文明的陽光基因，美國以此為基礎構建了所謂「現代經濟政治秩序」，並向全世界擴展開來。後者則構成美國文明的陰暗基因，白人殖民者對暴力運用的邏輯與海盜無異，對於掠奪對象來說，要麼絕對服從地交出土地和財物，要麼承受被屠殺的命運。印第安人的命運就是如此。

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類似地繼承了這兩種基因，而是不同的人繼承的基因比例不一樣。所謂「鷹派保守主義」更多地繼承了陰暗基因，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等，背後都暗含著相同的因素：反文明地運用暴力。

美國過去的成功，主要在於其文明的陽光面較多地抑制了陰暗面，為本國也為世界供給了較多的財富和秩序，陽光面的產物越多，陰暗面的產物就越少。現在情勢大變，陽光面的產物越來越少，陰暗面的產物越來越多，川普的團隊則是這種陰暗面的集中體現。

陰暗面成份的不斷發酵，會有2種可能的結果：一是把世界拖入無序和災難；二是成就競爭性文明的光明面。中國就是這樣一種競爭性文明，在美國不斷增加無序化的信息時，中國則不斷增加有序化的信息，給世界提供更多的確定性和往前發展的機會。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文明的光明面是平平安安地展現於世的，它也要依靠強力來抵制外部文明陰暗面的侵害。這種抵制總體上是防禦性的，但這種防禦必須足夠有效。為了增強這種有效性，必須對外部陰暗勢力的挑釁進行必要的還擊，以測試在類似的衝突環境中不被陰暗勢力擊垮。

譬如說美國在南海的挑釁對於中國來說並不一定是壞事，中國軍隊很久沒有打仗了，尤其是沒有打一場高科技條件下的戰爭，而且在軍事體制改革之後，中國軍隊也迫切需要測試一下戰鬥力。所以，美國在南海的軍演給了中國一個練兵的機會。雙方針鋒相對的演習不太可能轉化為一場真正的戰爭，因為雙方都沒有這種主動意願。

真正的危險還是來自臺灣方面，美臺政治、軍事聯繫的強化，導致臺獨勢力鋌而走險，是中美之間走向戰爭的最主要因素，也幾乎是唯一的因素。表面上看，是否進行武力統一，主動權在大陸，但實際上到了某種地步，大陸是被逼迫的一方。一旦發生臺海戰爭，很多大陸專家推測美國會以半介入的方式支持臺灣，譬如說為臺灣提供情報、技術、武器等方面的支持。這樣的話，大陸仍然會獲勝，但有可能付出很大的代價，一種可能的結果是臺灣慘敗，大陸慘勝，而美國毫髮無損，從而達到阻遏中國發展的目的。這種險惡用心，大陸的決策者不會看不清楚，所以，武力統一是非常艱難和謹慎的決策，如果做出這種決策，那麼就必須視美國的半介入為侵略中國，大陸可以對美國進行必要的還擊，讓其也付出慘重的代價。

所以，臺海戰爭要麼是在美國不介入情況下的速戰速決，要麼是與美國的直接軍事衝突。美國半介入而不遭受大陸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很小，這也是對中國非常不利的一種局面。

一旦中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那麼就不太可能是小規模的局部戰爭，而是有可能導致相互毀滅的大規模的全面戰爭，甚至會把其他一些國家捲入進來。這樣一場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是前兩次世界大戰難以比擬的，毀滅性的程度是幾乎沒有辦法加以控制的。

當前的美國政客陷入了集體非理性，成為對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極不負責任的賭徒。1中國則在極力地克制和忍耐，對美國人因為疫情等因素而產生的非理性言語給予一定的理解。中國大概會等到美國精英層恢複理性後，再來進行一個綜合性的戰略溝通。在這種溝通中，各自可以弄清楚對方的利益究竟在哪，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哪些方面不可以合作，但必須將衝突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在國家戰略層面，美國過去表現得像個大人，中國像個小孩，現在似乎反過來了，中國表現得越來越成熟，美國則好像魂不守舍，拎不清輕重，不知道怎樣做對美國更有利。

如果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中美的戰略思維處於同一個層次的成熟度，那麼雙方完全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談，中國可以幫助美國再度偉大，美國也可以容納中國的繼續發展。更重要的是，美國可以在中國的合作下，聯合其他大國，為世界提供更好的領導力，這是世界大多數國家非常期盼的局面。

走到這一步，是非常艱難的，但也不是不可能，因為雙方的溝通不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幻想，而是基於現實利益的需要。其最大的障礙是相互的「不信任」。

就當前美國精英和大眾的言行來說，對中國的「不信任」更多地是基於歪曲的事實和腦子中固有的偏見。這並不是說中國的行為不可以調整，堅持改革開放就是不斷地調整自身的行為，但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國的期望去調整。想改變中國行為的美國人採取敵對的態度只可能起到相反的結果。他們試圖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割裂開來，結果導致後者對前者更堅定的支持。美國人有國家安全方面的擔心，這是真實的，但要消除過分的擔心，則必須在充分的溝通中更加明確地了解對方的真實意圖，增加對未來行為的可預見性。而現在美國主動「敵對化」中國的結果則是增加了自身不必要的恐懼感、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面對心態如此失衡的美國，中國保持一段時間的戰略忍耐是正確的選擇，只要美國行為沒有對中國的核心利益構成重大威脅，中國的回應就不需要那麼激烈。如果美國還是像通過《臺北法案》那樣繼續踩紅線，那麼中國就必須採取強硬的方式予以回擊，強硬的程度和回擊的方式以產生預期的效果為準。正如美國官員常說的，需要結果導向。

美國政客集體非理性的一頁需要翻過去了，中美的互動方式需要在綜合性談判中予以調整，雙方合作有非常大的共同利益基礎。回歸理性的美國精英會認識到中美雙方可以構建一種相互信任和安全的關係，並以這種關係為基礎，為世界提供一個具有足夠領導力的和平秩序，這種秩序也許可以延續三十到五十年的時間。

如果走不到這一步，美國所受到的傷害不一定小於中國，中國則可能更快地以替代性方式呈現於世界。